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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幼年时见过黄伯川爷爷。黄家本住在小沙土园，1937年买了东琉璃厂路北56号极为精美的共有六个院子的磨砖对缝、非常讲究的大四合院。他们搬迁后，先父曾领着我去过他们东琉璃厂的新居，见过黄伯川爷爷一面。那年我三周岁，是独子，很小就有出头露面的机会。只留下这两点印象：一是房子精致，油漆一新，太漂亮了，真像老北京人形容好房子说的：“简直是一块砖抠的”；另一是黄爷爷个子高大，留着胡子，严肃威严，不太像镜涵叔中等身材偏瘦及和蔼爱聊天。黄爷爷抚摩了几下我的脑袋，就让我和他的孙子孙女去玩了。之后再也没见过黄爷爷。直到1951年秋，老先生以72岁高龄谢世，我代表母亲去黄家磕头吊唁（我父亲早在1939年病逝，家中有些事就要由我出面）。黄爷爷的寿材早就预备好了，年年要油一道黑漆，所以灵柩有厚漆，显得宽大气派，又能防腐延年。过去殷实人家都提早给老人预备寿材，这是喜事，并年年油漆。在曹禺的名剧《北京人》中对此习俗有细致的描述。以黄老先生一生对金石文物方面的贡献，最后20年潜心研究著述，固然有家资殷富、无衣食之馁的优势，但也需看到这个时期中有14年正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华、北平沦陷时，黄老先生这种作为，也可看成是对敌伪统治的一种无言的不合作和反抗，与他的同文馆也是学德语的学兄齐如山先生，在“七七事变”后八年闭门不出、不与外界来往而埋头写作，异曲同工、交相辉映。

他一直怜贫惜老、扶危济困。他们搬到东琉璃厂后，夏天，在他们家对面姚江会馆夹道口，设了一个舍暑汤点。东西琉璃厂有好几个暑汤点，都是由各行业公会组织各铺眼轮流值班供应。唯独姚江会馆这个点，是黄家私人设立的，夏天按日供应绿豆汤。此时尊古斋已歇业，不在行业公会管辖之内。冬天，他家又在大安澜营设粥厂舍粥和棉衣。全部是个人出资，默默去做。

学者型的黄家三代古玩商（6）

顺便说一个小故事：日伪时，有一次古玩公会聚会，非请久已不问外事的黄伯川先生出席，几辞未获允，没办法只好勉强去了。在座的有主管北京古玩业的一个日本人，很爱喝酒，黄也爱喝酒，二人都喝醉了。不知怎么言语矛盾，黄老先生竟然动手把日本人给打了，头开瓢流了血。这个祸惹大了。打日本人真是出于酒醉，还是心中另有积郁，借酒遮脸乘机发泄，谁也说不清，何况黄此时已届六旬耳顺之年，不会不知控制。但事情出来了总得了结。于是有人出面斡旋，在原地原班人马，由黄伯川再请一次客，作为化解。这个日本人懂古玩，从山中那里早就了解到黄伯川在学术上修养精深，又知道他久已闭门不出不问外事，不会蓄意抗日，遂相信他大概真是酒醉，没有深究，而放过了他。

第三代的成就和黄家的优良家风

黄伯川先生有二子二女，但结核病的肆虐，夺去了三位子女的生命，只留下长子黄金鉴。金鉴先生，字镜涵，生于1904年。少年时曾入著名的北京师大附中学习，与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赵世炎同窗。1919年15岁时，曾因参加五四运动而被捕关押。后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因患结核病未能毕业，辍学回家休养。结核病严重地威胁着黄家，这在上世纪前期是多见平常的。为了抵抗结核病，镜涵先生不得不接受一个老中医的建议：适当吸食鸦片，以毒攻毒，暂时抑制结核菌和病情的发展，虽身体因吸毒而受损，却能抵抗住结核菌的猖狂进袭。

镜涵先生家学渊源，很自然地就随父亲钻研金石学，而他的大学历史系的功底，使他学习金石学更有便利条件。尊古斋停业后，黄伯川先生不问外事，家中一切就由镜涵先生出面料理。几近20年耳濡目染，使这位古玩巨子的后人，在金石文玩上积累了相当的知识和经验。1937年黄老先生出资在他新居的院落中，开了一个通古斋古玩铺，让他的徒弟、也精通金石文物的乔友声当经理，其子黄镜涵协助并管账，目的是历练儿子在金石文玩上的眼光和能力。1945年，黄镜涵先生正式接任通古斋古玩铺经理，原尊古斋的镜涵先生的师兄弟，辅佐着这位少东家继续“上三代”金石文玩的经营，其火候不让老黄先生。

镜涵先生家资豪富，却衣着朴素，平易近人。他常在琉璃厂行走，夏天就是白布裤褂、圆口布鞋，很少见他穿绸长衫。冬天他因身体不好，不常出来，外出也就是普通棉袍、皮袍，不见特殊，就是大街上常见的普通中年人，不会想到他是古玩巨商“黄百万”之后。

他家久居琉璃厂，熟人多，镜涵先生一出门就点头招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