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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的时候，他们虽然已经结过婚，有了孩子，但还没有钱，仍然像大学生一样住在墨西哥环城区、阿茨卡波察尔科、伊塔帕拉帕和卫星城的小公寓里。

朗波里奥在一夜之间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生活。他们因此可以梦想拥有一幢自己的房子，有花园、内院，还有喷泉池。

人类学、政治学、经济学不仅为他们敲开了黄金屋，还使得他们家喻户晓。语言学、语文学、社会学不再仅仅是象牙塔里的学问，不再仅仅只能换得专业杂志上的几篇文章或者参考文献中的一条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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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学家的山冈（2）

河谷中，他们都是些硕士、博士。大银行纷纷为他们举办招待会，为他们的研讨会提供会议厅，帮他们搞音乐晚餐，替他们举办展览，此外，还向他们提供优惠贷款，帮助他们实现坐拥房产的梦想。

山冈已经成为了他们的地盘。每逢周末，房子还没建好的研究员都会带上全家老小来到这里。他们把车停在山冈脚下的石子路上，刚好划出一条他们和伞兵区的界限。

他们自己爬上山冈，穿过岩石，来到尚未建好的墙壁中间野餐，把铁钎搁在准备用做钢筋混凝土的铁丝和混凝土块搭成的烧烤炉上烧烤。

“伞兵”的孩子们有时候会冒险跑过来。不过，他们不敢靠近。他们被烟熏黑的小脸从仙人掌后面，从玄武岩墙壁之间露出来，仿佛戴着假面。他们只是默不作声地张望，一声不吭。不消有人来赶，只要有人手里拿着易拉罐望着他们笑，小家伙们便立刻像受惊的麻雀似的飞一般地逃走了。他们穿着破衣裳，赤着脚从岩石上跳开，一声不喊，一声不笑。

朗波里奥的部分研究员开始抵制人类学家对山冈的过分痴迷。反对者主要是历史学家：唐？托马斯？摩西，他是朗波里奥的缔造者，帕蒂？斯托布、卡洛斯？贝特朗、埃杜尔多？谢利，还有瓦卢瓦，他就是我在协助发展组织工作的联系人。这些人更喜欢老市中心，那儿的石头房子是西班牙治下曾经辉煌一时的河谷留下的遗迹，房子里没有舒适的起居设备，满地是蝎子和蟑螂；不过，由于天花板很高，内院又有大树荫蔽，即便是五月也很凉快。他们的保守，究竟是因为他们的专业是历史，还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就是当地山里人，出于乡下人的本能，对新生事物感到怀疑？或许他们从来不曾梦想离开他们的城市和故土，跑到钱堆上来过日子。

刚到河谷时，我也选择住在了市中心五月节每年5月5日是墨西哥的五月节，纪念1862年墨西哥战士击溃法国侵略者。大街一套宽敞而简陋的公寓里，对面是一座没有建成的、荆棘丛生的小教堂。事实上，我确实别无选择：最好的城区，比如河堤区、半月区；名字响亮的豪华小区，包括复活小区、天堂小区、果园小区，那些地方离哪儿都远，而我又没有车。至于人类学家的山冈，我压根就没觉得那种地方可能存在。

我第一次去山冈，为的是参加梅南德家大楼的揭幕仪式。那是九月的一天早晨，天空蓝得透亮。山坡上开满了紫色的花儿，那是一种爬在熔岩间的甘薯藤。汽车停在圣巴勃罗，我步行穿过了伞兵区。

在墨西哥，有一点和别处不同：如果你是个陌生人——也就是说，即使你的穿着跟墨西哥人一样，跟墨西哥人一起挤公交车，行为尽量不引人注目，你还是和墨西哥人不一样——你谁也看不见，但每个人都看得见你。你走在大街上，走到住户门前，孩子们会立刻逃走，你碰见的女人全都裹着蓝色披巾，男人全都待在街角，靠墙蹲着，帽子歪戴在脑袋上。你经过的时候，他们会把眼睛转向一边，只顾盯着地面上的一颗石子或者一块木头。他们看样子好像在打盹，但每个人都知道你是谁，做什么的，要往哪儿去。

在伞兵区，我有点晕头转向。迷宫般的街道，千篇一律的破房子，干涸的水沟，还有流浪狗。后来，我终于找到了通向山冈的路，一条碎石遍地、坑坑洼洼的破路，路的上方，摇摇欲坠地停着朗波里奥研究员的吉普车和大货车。

这条路几乎与地面垂直，坡角足有七十五度，下雨时水流肯定跟瀑布差不多。

我到达人类学家的地盘时，庆典已经开始了。门口的柱廊搞得有点做作，上方弄了个石拱，下面是两扇刷漆的木门，门上还镶着铜钉。这扇大门肯定纯粹是用来吓唬人的，因为沿街的居民都只能造得起简易门框。门大开着，我走了进去。

梅南德站在大楼的台阶上迎接我。他是个矮胖子，头有点秃，上身穿着淡粉色的短上衣，裤子太短太紧，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