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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城的事儿：〃如有一语相欺，上帝鉴之〃。璞鼎查一看干亲家都指天发誓了，就不好意思再拿进城相逼了：既然你已经承认城内城外无差别，算是承认俺们的进城权了。那就往后拖一拖吧。

（二）德庇时的叫板之下，耆英与黄恩彤弄了个灰头土脸

英国方面第二个提出进城的，是1844年继任驻华公使的德庇时。这家伙是个中国通，1813年就在广州商馆里任职，1816年做过阿美士德使华使团的翻译，1933年起历任英国驻华商务第三、第二监督和总监督。1845年，他开始向耆英交涉入城问题。耆英回答曰广州人民众志成城，请德庇时体谅。德庇时不是他的干亲家，当然不屑于体谅他，反而向英国外交部呈文，提出：如若不让进城，即使清政府付清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赔款，咱也不能交还它的舟山岛。对耆英这边，德庇时扬言要动兵侵占广州。无奈，耆英伙同他的助手、广东巡抚黄恩彤开始了两面忽悠：

一方面，向道光上奏，其他四口都让外国人进城了，广州再这么坚持，没有借口啊。虽然舟山与广州比较起来，后者为重。但是舟山之退还与广州之进城，则是前者为重，两害相较取其轻，咱还是准人家入城吧。

另一方面，跟德庇时煽情，不退还舟山，俺这位置就不保了；进城问题，俺一直在尽力以期对得起您这位知己。黄恩彤给德庇时的信，更是忽悠得厉害：当时两国讲和，朝中大臣有异议，都是耆大人一力承担下来的，吃水不能忘挖井人啊；舟山若不交还，皇帝肯定认为耆大人说话不算数，皇帝治他的罪，你不心疼？况且中国的大臣中，像耆大人这么老实的，没有几个啊。他一旦下了，接办的不知啥人呢；有那黑社会，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专跟官府作对。官府使劲儿禁，可能激成事端；不使劲儿禁，禁不动，无颜对外人。大家都是出来混的，得互相体贴不是？

耆英与黄恩彤说的都是老实话。道光那里还好糊弄，问题是德庇时不把他俩当知己，逼迫更甚了。两个人无奈，只好于1846年1月13日贴出准许英人进城的告示。告示一出，众哗。有人遍贴小广告：夷人敢进城者，诛！甚至有小广告上还写着〃先杀勾通卖国之奸臣〃的豪言壮语，矛头直指耆英等人。据说百姓一下子就封了〃八大汉奸〃，耆英、黄恩彤和广州知府刘浔占了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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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广州故事：俺最会说〃不〃了！（3）

1846年1月15日下午，传闻广州知府刘浔与英人密订进城日期回署了，广州民众数千人冲进了他的衙门……放火，不但烧了人家的衙门，连人家的朝服也给烧了。这就叫爱国有理，咋都有理。放平日，百姓敢这样与官府作对吗？即使敢作对，也铁定算谋反。所以，啥事一沾民族气节与爱国感情，就复杂了，谁都不敢惹的。可怜的汉奸刘浔，从后门狼狈逃出。

众怒难犯之下，耆英与黄恩彤将刘浔撤职，并贴出布告，说13日那个告示是考察民情的，既然大家不愿让英人进城，那咱就不让他们进。耆英虽然顺应了民情民意，但是他的处境更困难了。北京那边，帝国政界渐起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广州这边，士绅民众掀起了强烈的排外高潮。大家拒绝接受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结局，批评战后所签的条约，拒绝执行其条款。耆英身处中西夹缝中，首先失去的是国内的支持与同情，失去的是一个总督大员所应有的权威。

按马士所言：〃他本来可以用他的政治家才能挽救这个帝国，但是他觉察到他自己已经孤立无援。〃中国这边不理解耆英的苦处，英国那边则理解了。刘浔事件，让德庇时确认了耆英与黄恩彤的诚实。他发现，耆英是中国官员中罕见的例外……偶而不照条约行事，或许是因为他的处境困难，而不是由于他天性褊狭。德庇时还发现，欧洲国家派驻中国的代表接触过的人物中，耆英不但是品级最高，为人也是最值得尊敬的。

这个时候，担任英国外相的托利党人阿伯丁也同情上了耆英，他通知德庇时：关于开放广州城的问题，无论做什么可能损害到耆英地位的事，都应仔细考虑，因为广东人对于所有的外国人仇深似海，倘若耆英被迫去强制他们采取顺从的态度，他的处境将是十分困难的。有鉴于此，德庇时遂有所退步。他提出，在清朝皇帝同意英人拥有广州进城权及舟山退还后不再另给他国的前提下，他可以推迟进城时间。能推迟就推迟，解决燃眉之急嘛，耆英当然没啥可说，双方于1846年4月4日签订一个《英军退还舟山条约》。关于进城条款如此规定：〃进粤城之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