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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通过刑法的内容，可知王族贵戚的坟墓，受到特殊的保护。而看守者在盗墓现象发生后也要受到严厉处罚，也是值得注意的。从《明史》的记载看，当时法律有严治“盗墓之罪”的原则。而《大清律例》有关于“发冢”的内容，对三十六种情形分别处罪。其条例计二十二条，内容备极详密。

据《新唐书》记载，卢龙节度使张弘靖因安禄山、史思明于此初起反叛，而当地民众中仍然心存安、史崇拜，于是“惩始乱，欲变其俗，乃发墓毁棺”，然而适得其反，以致“众滋不悦”，使民意更为倾向安、史而背离朝廷。这正是因为“发墓毁棺”的做法过于极端，与民众传统情感习惯不相合的缘故。《旧唐书》也记载，张弘靖“发（安）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民众的“不悦”，民众的“失望”，都表现了一种对于“发墓毁棺”的做法有所反感的共同的心理倾向。

《南史》记载，传说张骞墓有人欲盗发时，就听到作战时的鼓角声，盗墓者不得不惊退。宋人程大昌在《考古编》写到：“史载温韬概发唐陵，独乾陵不可近，近之辄有风雨。”史书又频繁可见盗墓时遇大蛇围绕、崩雷晦雨等异象的记载。如果有人不畏惧这种保护墓葬的灵异警示，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惩罚。《异苑》写到，士燮墓常蒙雾气，屡经离乱，没有人敢盗掘。晋时地方官温放之前往发掘，在回程中即坠马而死。袁枚《子不语》有“掘冢奇报”条，说“以发冢起家”的朱某发富人坟，石椁坚不可开，于是纠同僧人诵咒开椁，“诵咒百声，石椁豁然开，中伸一青臂出，长丈许，攫僧入椁，裂而食之，血肉狼藉，骨坠地，琤琤有声”。朱某后来也“以讼事破家，自缢于狱”。类似表现盗墓恶报的故事还有许多。这一现象，也是民间否定盗墓的社会舆论倾向的一种反映。

回过头，我们再来探讨李世民的昭陵，如果不是它殉葬品的繁多，它不可能遭到被盗挖的下场。在昭陵上，我们引申出盗墓的问题，无非是因为昭陵符合了盗墓贼的心理。无论世界发展到什么程度，盗墓贼的最初动机都是为了获得财宝。由此想见，李世民为自己营建的昭陵在一定程度上几乎是愚蠢至极的。虽然，他依山而建，但世间万物总有沧海桑田的那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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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与武则天：盗不了的墓

在中国历代帝陵中，乾陵是唯一两个性别的皇帝——唐高宗与武则天——葬在一起的皇陵，在世界上也是仅有的。它也是唐朝诸陵中唯一没有被盗墓贼光顾的皇陵。关于它的命运，无论传说还是正史，都有说不完的话题。

两个术士的把戏

唐朝李氏因要和道教李耳攀上亲戚，所以十分信奉道教，这就不可避免地使道士们在唐朝很吃得开。在有关道士的传说中，唐朝初年的袁天罡与李淳风可谓出尽了风头。有着神秘色彩的乾陵自然也就跟他们两人扯上关系了。

据说，唐高宗李治继位的第二年就派出这两人为他选一块墓地。当时，袁天罡是著名的星相学家，李淳风是掌管天文历法的太史令。两个人得到命令后分头行动。

袁天罡先去江南走了一圈，发现并没有好地方，而李淳风比较聪明，他跑到唐太宗昭陵的附近寻找风水宝地。在昭陵东面，他转了很久也一无所获，于是就转到西边去找。可就在那天晚上，袁天罡来到了昭陵西边的一块地方，拿出罗盘测试，大喜，就把一枚铜钱埋在那里然后回去复命了。第二天中午，李淳风才慢慢地来到那个地方，捻指一算，也大喜，就把一根针扎入土中而返。

李治听二人在同一方位选中了风水宝地，就命老臣长孙无忌去复查。长孙无忌按照两人的指示，来到了一座叫梁山的山上，他向下一望，大吃一惊。此山生得好生奇怪：正南向北就像一位少女裸坐在蓝天之下，两条大腿左右翘起，一对乳房坚挺对称，梁山主峰下的苍松翠柏仿佛是少女柔软飘逸的长发。长孙老头来到了袁、李二人所示之地拨开伏土一看，又是大吃一惊，原来李淳风的针正扎在铜钱的圆孔之中，丝毫不差！后来，这里就成了传说中的墓道口。

长孙老头回到京城把他“大吃两惊”的事情告诉了李治，李治大喜，就命军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