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部分(第2/4 页)

0分钟就砸楼板；在他家门口放火熏，不准家人给他送水送饭，甚至在楼内还有人居住的情况下，就用推土机开始拆房在停水断电的危楼内，董国明已生活了27天，每天依靠家里以前剩余的方便面、咸菜和土豆度日，当记者前去采访时还遭扣留

暴力拆迁事件在各地频频发生，有的地方因为补偿标准过低，或者不履行协议，甚至不给拆迁户安置补偿；有的地方政府行政部门以保证建设项目的顺利进行为由，强行介入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易活动，越俎代庖，成为直接的拆迁人；有的企业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压低补偿金额，并拒绝居民回迁；还有的开发商甚至动用黑社会势力，在拆迁公司没有与居民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强行拆除其房屋“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拆迁经历，足可以写一部小说。”一拆迁户在讲述自己的拆迁经历时作出了这样的无奈概括。

2003—2004年的“强拆”疯狂期过后，在2005—2006年，“强拆”虽然有所缓和，但是拆迁毕竟牵扯面太广，说到底它是一种力量的博弈，这期间“强拆”的惯性还在持续。

第二部分　第104节：法为（11）

进入2007年后，虽然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通过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修正案》，其中规定了“征收个人住宅的应当保障被征收人居住条件”等有利于被拆迁户的内容，而且《物权法》开始颁布、实施，但各地暴力拆迁事件依然频发。

2008年6月，上海闵行区被拆迁户潘蓉夫妇为了抵抗强制拆迁，手持自制燃烧弹阻挡挖土机掘进；2008年7月，北京密云县一村民在自家拆迁房前被殴身亡；2008年10月，广州一房地产开发商为威逼居民搬迁，竟然将上百条毒蛇放进居民家中

2009年，疯狂的“拆迁运动”又进入一个高发期，各地因拆迁而导致的悲剧时而上演。10月28日，在青岛，拆迁户张霞在多次强拆面前，痛下决心用自焚的方式抵制，最终受重伤；11月13日，在成都，拆迁户唐福珍为抗拒拆迁，将汽油泼到身上点火自焚，最终身亡；11月21日，在昆明，因为拆迁一个大型集贸市场，上千商户集体上街抗议；11月27日，在贵阳，9家被拆迁居民用40多个液化气罐堵路讨要说法

拆迁之殇的血与泪在公众面前飞扬，虽然每起拆迁恶性事件形态各异，但却都上演着相似的悲剧。这些“负隅顽抗”的“钉子户”，并没有像2007年具有标志性的重庆“钉子户”吴苹那样幸运。吴苹的幸运似乎是难以复制的。

在《物权法》实施两年后，一些人所谓的公共利益和公民私有产权还在发生着水火不容的对抗，而且，仿佛公民私人产权被逼进了越来越狭窄的胡同，只能以“人在房子在”的“负隅顽抗”来表达权益诉求，这不能不说是法治社会的一种悲哀和遗憾。

暴力拆迁中反映出来的种种悲剧，让《宪法》的“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和《物权法》的“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成为一纸空文。拆迁对抗不断升级，“找寻制度上的共有根源，应该就是拆迁条例与宪法、物权法的冲突未被平复，在现实中得以放大”《血泪拆迁真就无解吗》，毕诗成，《华商报》，2009年12月5日

中国的城市化还有相当长一段路要走，汹涌的城市化浪潮和近乎疯狂的“圈地运动”，使与之紧密相连的“拆迁运动”，注定成为了一个正邪共生的历史现象，而制度的缺失和冲突则是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

有人希望唐福珍等人的悲剧会产生另一个孙志刚式的效应，以其惨死换取法治社会的反省。在中国，一些个体悲剧事件似乎还真能成为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强效催化剂。

在成都拆迁户唐福珍实施自焚后的近一个月，2009年12月10日，北京大学法学院5位学者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5位学者认为：《拆迁条例》与《宪法》、《物权法》、《房地产管理法》保护公民房屋及其他不动产的原则和具体规定存在抵触，这导致了城市发展与私有财产权保护两者间关系的扭曲，应该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审查，以建立合法、公平、公正的房屋拆迁法律关系。

2009年12月16日，国务院法制办举行研讨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拆迁补偿条例（草案）》的修改意见。与旧《拆迁条例》相比，新修改的条例（草案）增加了一些保障被拆迁户利益的根本措施，如先补偿再拆迁，政府专设部门负责拆迁和补偿，房主如对拆迁有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