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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年7月，浙江省温州市一名抢劫杀人犯在被执行死刑前供认，河北李久明杀人案系自己所为，此案真相大白

幸运之神不会总眷顾受冤者，还有多少冤假错案需要“水落石出”？面对冤案，社会哗然。悲剧让人思考，在法律的名义下，有些冤假错案终被改判和雪昭，但冤案留给人们的思考依然沉重。

造成冤假错案的主要原因都出在证据上，而造成证据问题的主要因素还在于执法办案者的主观方面，突出表现在刑讯逼供上，有学者认为“非法取证无一不是这些冤假错案的‘罪魁祸首’”。在总结佘祥林冤案教训时，湖北省荆门法院认为办案人员“有罪推定”的观念导致执法行为的不规范，是产生冤案悲剧的根本原因。

1996年中国修改《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由此确立了在处理疑案时“疑罪从无”的标准。但“有罪推定”、“疑罪从有”的观念在办案人员头脑中仍然根深蒂固：一个人一旦被指控有罪，就认定他是个罪犯。在佘祥林案杀妻冤案中，从公安、检察等办案人员，到受害人家属，都陷入到一种“有罪推定”的集体无意识中，最终导致了冤案的产生。

另外，在实际操作中，程序错误、缺乏监督和制约，客观上破案压力大，主观上对破案急功近利，甚至以此邀功请赏等也是导致错误案件的不可忽视因素。

2009年4月，中国政府发布了首份《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这是中国第一次制定的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计划》要求严禁刑讯逼供，严格控制并慎用死刑。

17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说过：“一次不公正的判决，其恶果相当于10次犯罪。”以往人们宣称不放过一个坏人，而现代诉讼制度更强调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全社会都应该树立这样一种人权保护理念。在以人为本的社会里，必须守住法律这条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

第二节制度之惑

疯狂的“拆迁运动”

在21世纪前十年间，中国人的人权保护理念在逐步增强，同时民权意识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2007年，一部关注民生、保护百姓切身利益的《物权法》颁布实施，作为迎接这部意义重大法律到来的“见面礼”的，莫过于一场公众关注的个体事件了。

2007年3月，雾都重庆，微风暖日，万物生发，这是山城一年中最美丽的季节。自1997年设为直辖市十年来，重庆这座城市一直在进行一场摧枯拉朽的大拆迁，摩天大楼就像雨后春笋般地拔地而起。

在重庆市九龙坡区中心地带杨家坪步行街对面，有一个直径超过百米、深度超过十米的大坑，坑中心保留了一块小地基，上面立着一栋破败不堪的二层小楼。小楼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楼内已是人去楼空。

在3月21日下午，那座小楼的主人，51岁的杨武突然进入楼内，把一面国旗和一条写有“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的横幅挂在楼顶上，并因此一度亢奋。他先是脱掉外衣，露出结实的肌肉，叫记者拍照，然后穿上衣服，对着楼下面大坑里的保安厉声喊道：“你敢上来，我就把你打下去！”

杨武长得高大威猛，22年前，他靠拳头争得了首届渝州武术散打搏击赛重量级冠军，现在，他仍然不想在自己的小楼里服输。

杨武的妻子吴苹则一直站在楼下的工地上，面对全国各地蜂拥而至的记者，她重复着说过无数遍的话：“这是拿刀子在胁迫我。”“我们绝对不搬，要用生命捍卫我们的合法私有财产！”

在这幅“怪异”的景观下，一场拆迁拉锯战悄无声息地进行了两年半。而近日来，这场斗争突然变得轰轰烈烈。拆迁户、开发商、行政部门、司法机关、公众、专家、媒体与拆迁相关的几乎所有要素，都在这个样本中凸显出来。

第二部分　第101节：法为（8）

杨武的那座房子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父亲那儿继承下来的，拿到房屋产权后，杨武夫妇把原来的房屋推倒，翻建了一座二层小楼，经营餐饮生意。

2004年8月，一份拆迁公告贴出，要对该片区进行改造开发。从此，拆迁也就像一层阴影笼罩着杨家人的生活。到当年10月8日，该片区281户拆迁户中搬走了250户，仍有20多户坚持不搬。在接下来近两年时间，开发商陆续与20余户达成协议，实施了搬迁。到2006年5月，整个拆迁工地上只剩下中心位置的杨家和南端角落里的两三户未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