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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再努力也跳不出国民党的大紧箍咒。在苏联时，人家说他是“带国民党本质的共产党”；回到国内，他又成为“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因此，他的改革，他的冲劲，只能到某一限度就停摆了。正如美籍华裔作家江南所说的：“从这个角度，分析他的新政，热闹有余，成事不足。禁禁烟赌抓抓烟土强盗，尽可放手大干，且容易看得见成绩，一旦动摇到国民党的根本，注定非败阵不可。”

蒋经国不断收到乡长和保甲长们的情报，说乡下“匪患”越来越严重，乡团队的人被“土匪”打死的不少，此患不除，将酿成“大祸”。蒋经国最后下了决心，一变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亲自带领保安团去平定“匪区”——红军长征后仅存的赣南粤北游击区。

此时的蒋经国再也不是戴鸭舌帽，穿夹克工人服，见了人就笑着打招呼的“蒋经国同志”了，而是一身戎装，戴着白手套，骑着高头大马，威风凛凛的保安少将司令了。

蒋经国率领的保安团队来到南康县，追索所谓逃走的壮丁，沿途洗劫，群众愤怒无比，质问蒋经国：“这哪里是国共合作？你们还在‘剿匪’嘛！”

蒋经国竟然回答说：“就是‘剿匪’又怎么样？”

终于，群众忍无可忍了。一天晚上，熟睡中的蒋经国被卫兵叫醒：“蒋专员！蒋专员！共产党暴动了，把团队的枪全缴了！”

这一惊非同小可！原来，红军长征后，有些赤卫队员留下来了，散居在乡村务农，他们见蒋经国在赣州大抓共产党，现在又带兵到乡下来“剿匪”，闹得百姓遭殃，鸡犬不宁，就秘密联络起来。群众有反“围剿”的传统，一呼百应，一夜之间，就把保安团队的人分割包围。保安队被吓懵了，一个个乖乖缴了枪。

这一惊使小蒋的脸变得更沉了。1940年6、7月间，他在赣州召开的三青团会议上，无端指责共产党违背民族利益。在另一次行政扩大会议中，他又和信丰、大余等县县长秘密讨论了所谓防止“非法分子”的活动，“剿匪”油山“###”的问题。接着，又与邻省韶关、南雄等地专员、县长秘密召开“两省联防会”，共同对付共产党游击队。赣南专署还出告示，规定“窝藏奸匪”者杀头、坐牢，告密者赏谷子。

蒋专员目睹信丰县的革命火焰正旺，油山的游击队活动频繁，这是他“大展鸿图”的障碍，因此绞尽脑汁，企图扑灭革命火焰。但他又怕公开撕毁国共合作协定，罪责难逃。故借清查户口、挖掘兵源、严行三禁、安定社会秩序为名，炮制所谓“清乡运动”。

为了处理这类安全问题，蒋经国派王升担任专区警察首长。此后，王升就统管赣南的情报和警务工作。蒋经国又派王升兼任军事科科长，职责包括征兵入伍。按照国民党中央政府配下来的征兵名额，赣南地区落后了，还“欠”中央3000名新兵。

王升处理征兵问题颇有一套，有一回在赣州市逮捕200名拿不出身份证的年轻人，把他们统统送去当兵。不久，赣南就满足了国民党中央征兵员额的要求。

1940年4月的一天，蒋经国和王升身穿便衣，肩背斗笠，足踏草鞋，从乡下私访回信丰县城。走到加定桥头，正遇水东小学操场上在上体育课，便停步从石围墙缝隙向里瞧，见一队学生，前面走的都是些矮小个子，年约十一二岁；后面走的那些却是高大个子，浓眉黑胡，少说也有30岁了。

这些是小学生吗？他感到诧异，就闯了进去找校长问个究竟。碰巧，一问就问到校长曹相任本人。曹校长也不知道面前这个矮个子是什么角色，便轻慢地答道：“我就是校长，你有何事？”

小蒋抽一张名片给他，又问：“你这是什么学校？”

曹看了名片一惊，知道他是蒋专员，吓得再不敢轻慢，怆惶失措地答道：“敝校是水东小学。”

蒋专员惊讶嘲讽地说：“啊！这是小学吗？我还以为是大学呢？你看那操场上排在队伍后面的学生，连大学生的年龄都超过了！上级规定小学生的年龄是多少？”

曹校长知道被抓住辫子了，如喝了两斤大曲似的，耳红脸发烧，支支吾吾地仍狡辩说：“他们的年龄是大了些，但他们积极要求上学，所以把他们收下了。”

蒋专员一针见血地训斥他说：“你这是在包庇壮丁，违犯兵役法，应该坐牢的！”

曹相任吓得魂飞魄散，牙齿打架，哀求说：“请专员原谅，我把超龄生送回去就是。”

蒋专员严肃地说：“要把他们交到乡公所填入壮丁名册，准备应征。”说完便同王升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