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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白尼与伽利略的“怯懦”，是长久以来轻松惬意的说话方式。哥白尼在生前，仅管在日常聊天辩论中向朋友们流露出相信“日心说”，但为了不给教会谴责他的口实，直到去世那年，才出版《天体回转论》。伽利略更是在异端审判所前，声明悔过，不再主张地球自转或者公转。据说，他念完悔过书之后，还是不甘愿地说了一句：即使我悔过了，地球照样在转动。但这显然已经失了底气，就像孩子打架输了，说：有本事别走，我叫我哥哥来。

我们当然有一百个理由希望哥白尼与伽利略也选择火刑柱作为自己理想的归宿，这样能增加科学家整体的勇敢程度，但其实对科学并无太大助益。每一个推动进步的人，都以被消灭作为自己的结局，那么，进步就生不了根，偏见只会更具有力量。在异端审判所前面，这些审判官有生杀权、有真理定义权，找死是容易的，活下来说一点新东西却是困难的。

勇敢者当然凸显了异端审判所的荒唐，而圆融者更是有韧性地磨软了偏见的刀锋。

略迟于哥白尼、与伽利略同时期还有一个天文学家，名叫泰可·布拉，开普勒曾经是他的助手。他在天文学界以外，几乎没有人知道。他的行事方式接近于一个普通人：既支持哥白尼的学说，又不太想得罪教庭；对新知有兴趣，可是又怕火。

他这种骑墙态度，让他发展出了一种折衷的理论。他说，在宇宙中，各行星围绕着太阳；这是用来支持哥白尼学说的。然后说，太阳和月亮环绕地球，这是用来讨好教庭的。不知是不是这种小翼翼的态度，让教庭不好意思发火，反正这个善于讨价还价的天文学家，平平安安做了一辈子观测，为助手开普勒留下了无价的观测资料。而开普勒，是行星运动三定律的发现者。

泰可·布拉的奇怪学说，看起来比长达千年之久“地心说”偏见还更可笑。它的价值显然不是在科学上有多么原创，而是表明，不可怀疑的教条，是可以拿出讨论的，像菜市场一样讨价还价。科学固然被搞得有些尴尬，可是松动教条的第一步也同时迈开了。没什么确立无移的东西是不可讨论的，这也正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不经意间，就由布拉找到了。

进步有多种可能性，任何有利于松动教条与偏见的方式，都可以产生前行的助力。布鲁诺的坚强与布拉的狡猾，只要传递了科学精神，都是值得效仿的，完美主义者可以当前者，嫌完美主义太累，就随随便便当个布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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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善巧方便说

善巧方便说

前段时间，一家报纸书评版的编辑，跟我说了一件很郁闷的事。他参加一个座谈会，席间他谈到了应该写些启蒙文章。马上被座上几个知识分子痛批，然后跟他谈起了启蒙的危害性。所谓启蒙，就是把认为有价值的思想，尽可能平白通顺，容易理解地说出来，让更多人知道；是思想的增值与繁殖。就算他们说得对，这其中恐怕有些害，这也是当下应该多做的事情，也许未来还要做下去。

为什么伯特兰·罗素在我心中排在第一位？因为他完整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各个层面，很多事情可以以他为衡量标准来做出真伪判断。这个比谁都更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数学家，不敢说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苏格拉底恐怕比他更聪明），至少，他比现在这些发怒的知识分子更聪明。在漫长的一生中，他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启蒙，每天散步的时候都在想：今天的文章应该怎么写得更有趣、更可读。结果，他琢磨出了诺贝尔文学奖，1950年，他得奖的理由是：表彰他所写的作品，捍卫了人道主义和思想自由。他当然不是为了得奖写作，只是为了人道主义与思想自由这些普世理念，能让更多人接受。

在佛教的传播中，有“善巧方便说”，指要因势利导，不让人心生厌倦地说法。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我曾经每天花一个小时听佛学家净空讲说《华严经》，这部浩大经典，听起来确实有许多有趣的地方。他在解释“善巧方便说”时，举了一个这样的例子：如果你信佛，呆在几个不信佛的人当中，焚香敬拜，念经唱诵时，应该怎么做？一般人的做法当然是大模大样，表示自己有信仰。净空说，这样错了，应该是把这些仪式放在心中默默进行就可以了，你不能因为自己的信仰让旁边的人不开心、起厌烦之心；不然，信来何用？这段话真是让我折服，确实是大师言论。此人钻研佛学之前，只初具文化，他把自己关在台中图书馆，苦读了十年。后来，他在讲学当中，数次夸奖一位官员，与我对此官员的了解大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