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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最好包箱。”

他说：“可以。”

火车票已经落实好，再就是赶紧告知路遥的同学朋友。这些事情全部做妥，接着就是办理转院手续。

9月4日下午4时，我把一切手续办妥回到医院时，路遥最小的弟弟王天笑从门里闪了进来，一同来的还有经常给他送饭的妹妹。

他看见他弟来了，高兴地叫了一声：“九娃！”

这时，他让我和他妹妹到外边去一下，他有话想对天笑说。

我害怕他过分悲伤使他明天难以转院，便走出第一道门站住，听房子里的动静。

然而，不出我料，我刚刚把门闭上，就听见兄弟俩嚎啕大哭。

我一把推开门，见路遥抱着他弟天笑，失声痛哭，泪流满面。我一下把天笑从路遥怀里拉起，责备着天笑说：“你不敢这样，你哥一点刺激也承受不了。”

但是，悲伤的泪水仍然没有因此而消失。路遥一把又一把地抹着泪对天笑说：

“哥不行了，哥照顾不了你们了……”说这番话的时候，他又哭得不能自制。

天笑站在他哥跟前，死死地抓着他的手说：“哥，你别说了，你会好的。”

我和泪相劝，满屋一片悲声。

就在护士进来拔液体时，这场悲伤的场面才算结束。

那夜，天笑陪着他。

18

9月5日，路遥由延安转往西安治疗。

早晨7时，我去他的病房，看见他静静地躺在床上，脸和胡子都已打扫干静。

我说：“让我给你买碗小米稀饭，吃了好动身。”

他说：“可以。”

于是，我给他打来了一碗小米稀饭，让他趁热快吃。

他没说什么，就挣扎着吃完了。

时针已指向8点。

这是我和延安地区行署办公室樊高林主任商量好从医院到火车站出发的时间。此时，医院大院里早已聚集了许多送行的人。有地区政协的冯文德，地委宣传部的白崇贵，报社的李必达、李志强，文联的曹谷溪、高其国、杨明春，地区艺术馆的王克文，行署办的樊高林以及我认识的和不认识的近百名干部群众，都云集在这里。

他们都用一种期待的目光看着这位被病魔折磨得不成样子的作家。

为了不使这场面更加悲壮，我建议尽量压缩送行的车辆，减少送行的人员。

然而，尽管如此，仍然有13辆送行的车流，50余位送行的人群。

汽车开到了延安火车站，站台上早已站满了认识路遥和不认识路遥的人群。他们都知道从这块土地上并为讴歌这块土地而病倒的自己的作家马上就要离开这里了。

他是累倒的。

他还年轻，才42岁。

他就要离开延安，他还会回来吗？

路遥被朋友们扶着朝站台上走去，几位执勤的铁路警察飞快跑向路口，为我们的作家拨开了一条通道。

路遥上了火车后，坐在紧挨窗口的床铺上。尽管他疼痛难忍，仍然用低沉的声调对我说：“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