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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的女儿，被迫沦为青楼卖唱女，结识革命党人跳出火坑，成了督军夫人。不堪忍受封建家族和夫权统治，再度冲出樊笼开创新的人生。历尽艰难险阻，成为上海锦江饭店女老板。连任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堪称女权运动的先驱。

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当然十分熟悉闻名沪上的锦江饭店。知道这本书出版的消息后，我很快买了一本，兴趣盎然地通读了一遍，当时就想得到董竹君的签名，后来听说董竹君已在1997年12月溘然长逝，心中颇觉遗憾。

和我同样感到遗憾的还有著名作曲家、音乐家协会主席傅庚辰。傅庚辰是我的好朋友，曾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获授少将军衔，人们常常称他为“将军作曲家”。由他创作的《雷锋》、《地道战》、《闪闪的红星》等影视音乐，以及《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红星歌》、《红星照我去战斗》、《映山红》等歌曲，都脍炙人口，代表着军旅音乐创作的一个高峰。我最早是在参加军队音乐活动时认识傅庚辰的，后来知道他也和我一样，有收藏签名书的爱好。《我的一个世纪》出版后，傅庚辰也买了一本，读了以后，很受感动，还写出一篇读后感，刊登在《人民政协报》、《博览群书》等报刊上。

在这篇读后感中，傅庚辰把董竹君的人生归纳为五次大的抉择。一是不做卖唱女，用计跳出青楼与四川革命党人夏之时结婚。二是与颓废而夫权思想严重的夏之时决裂，为了自尊、自立、自由，放弃荣华富贵，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和两个老人在上海再次过上贫困的生活。三是自己创办实业，历经挫折而不低头。四是参加革命，紧跟真理，鞠躬尽瘁不变心。五是在功成业就之际，为革命的需要而将全部产业献给国家。傅庚辰说：“这五次关键选择，决定了她一生的道路，决定了她从一个青楼卖唱的小女子成长为中国第一代革命的女企业家，成就了一番留驻青史的事业。”

当初，董竹君以一个弱女子之身，带着4个孩子，在旧社会艰难创业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为了生活，为了子女教育；二是为了协助革命。后来，她的子女均学业优秀，成为有用之才，而她亲手创办的锦江川菜馆、锦江茶室也在建国后合并为锦江饭店，成为“上海第一家可供中央首长、外宾们食宿和召开重要会议的安全场所”。可以说，她创业时的两个目的都得到了圆满实现。

2000年的一天，傅庚辰告诉我，他联系到了董竹君的女儿董国瑛，可以为我加盖董竹君的印章。欣喜之下，我便与傅庚辰一同前往。

董国瑛居住在北京王府井附近的一条胡同里。2000年11月15日，我和傅庚辰一同驱车，前往拜访。董国瑛已经80高龄，精神很好。她的家里布置得很现代，桌上还有一台电脑。令我感兴趣的是，董国瑛还参与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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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老人的世纪传奇：董竹君的盖章书（2）

对于我们的慕名来访，董国瑛非常欢迎，又是端茶，又是倒水。最后，她当然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为我们的藏书盖上董竹君的印章。

在董国瑛家中，最吸引我注意的，是醒目地挂着董竹君的一幅座右铭，上面写着：

我从不因被曲解而改变初衷，

不因冷落而怀疑信念，

亦不因年迈而放慢脚步。

在《我的一个世纪》封面上，也曾印着这几句话。但当我亲身走进董竹君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和董国瑛谈起这位身世坎坷、坚韧不拔的世纪老人时，更深切地感受到了这几句话里蕴涵的人生信念和奋斗精神。

谈话中，我还知道，建国前，为了党的革命需要，董竹君还出资创办了永业、协森、美文等印刷厂，印刷了大量革命进步书籍、期刊、传单。上海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市委大量印发的《告上海市市民书》，就有一部分是在董竹君创办的印刷厂印刷的。上海解放的时候，我已经10岁，对这份《告上海市市民书》有很深印象。

像董竹君这样一位当年红遍上海的女企业家，能够如此倾尽家财、全力以赴地资助、支持革命事业，这也生动地证明了我们党的统战政策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一个重要法宝。

如今，一拿起《我的一个世纪》，我就会想到傅庚辰和我一同拜访董国瑛的情景。2007年8月1日，是建国80周年的喜庆日子。中国文联在民族文化宫举办了规模盛大的军旅音乐作品展演周活动，其中第一场就是傅庚辰作品的交响音乐会《革命诗篇》。但很遗憾，我由于恰好在国外访问，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