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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以江华条约为转折点，在日本资本主义的逼迫下，闭关自守的朝鲜终于开放了门户，封建统治阶级想把封建朝鲜与世隔绝的迷梦，也化为泡影了。从此，朝鲜使由封建社会一步步地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客观地讲，闵氏政府实行门户开放政策，既是主观上向外部寻求支持，在内部抑制政敌的需要，又是客观上屈服于日本侵略势力和宗主国清王朝外交压力的结果。为维护自己的统治，这种做法在策略上并无不可，在历史上也多先例。但当时的朝鲜李朝，无论在军力、经济力还是在统治集团的对外认识上，都不具备主体开放的条件。结果，闵妃一派无异于开门揖盗，使日本获得了包括开埠通商、建立居留地（租界）、领事裁判、商品免税、测绘朝鲜沿海等一系列特权，并为尔后日本侵略势力的进一步深入，提供了方便。

如果说大院君的锁国政策是消极愚昧的保守主义，那么闵氏政权的非主体性的开国政策则是屈服于侵略者压力的妥协主义。保守主义造成国民对外部世界的无知和强化了妄自尊大的文化心态，妥协主义则拱手送出了国家主权和挫伤了民族尊严，两者都不利于朝鲜社会的正常进步与发展。

随着《江华岛条约》的签订，朝鲜半岛日益成为西方与东亚资本主义列强争夺的场所。在西方列强中，美国成了最早进入朝鲜半岛，迫使这个东方古老王国向西方世界敞开大门的国家。

19世纪70一80年代，美国的远东政策发生了重要变化，坚定地退出与欧洲列强的联合，转向和日本合作和支持日本。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是因为美国当政者认为日本握有开启东方的钥匙。《江华岛条约》极大地刺激了美国对朝鲜的欲望和野心，美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对《江华岛条约》的缔结表示祝贺，之后立刻作出反应，希望以日本为媒介，接近朝鲜。而日本则以其在朝鲜取得的特权为筹码，要求美国修改它加于日本的不平等条约。

1878年美国政府任命海军提督R．w薛斐尔到远东执行“特别商务使命”，同年12月，薛斐尔率舰离开美国。薛斐尔当时是有海军准将军衔的美国著名将领，和狂热的对外扩张主义者，幻想着成为“隐土王国”朝鲜的叩关者，而被载入史册。他认为海军实际上是商业的开拓者，美国商人需要经常得在旗舰和枪抱的保护下，对付“野蛮种族”。正是由于他强烈地鼓吹，利用海军推进美国同世界上不发达地区，特别是中国和朝鲜的贸易，才被选中执行这一特殊使命。同时，因为朝鲜的战略位置，谁侵入她的领土，谁就对中华帝国拥有一个开放的门户，也是对列强们巨大的诱惑。

明成皇后9（5）

薛斐尔抵达日本长崎后，由于当时日本代理公使花房义质，正与朝鲜政府谈判元山、仁川开港问题，日本政府以直接出面斡旋，对正进行的谈判多有障碍为理，拒绝充任美国进入朝鲜的向导，但是答应让日本驻釜山领事为薛斐尔周旋。当薛斐尔到达釜山后，釜山府使拒绝接受美国书函，薛斐尔无奈重返日本。通过其他渠道仍无所得之后，薛斐尔开始怀疑是否过高地估计了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并对日本的真诚发生了怀疑。

薛斐尔随即走访了中国驻长崎领事馆，要求清政府协助。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打破日美勾结共谋朝鲜的态势，牵制日本在朝鲜的扩张，遂致函邀薛斐尔访问天津。

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官僚，曾经一直梦想着“联东方形势”。但是1874年日本武装侵略台湾事件，1876年《江华岛条约》事件，1879年日本将中国藩属琉球改为冲绳县事件，使李鸿章看到了日本的野心，认为来自东方的侵略远较西方的侵略更为可怖。因为西方国家这时的兴趣与野心，并不象日本那样集中于领土的侵略。此时，清王朝的对朝方略，在自利主义支配下，由“息事宁人”演变为“以夷制夷”，即劝说朝鲜与西方各国订约通商，以欧美列强牵制日本，达到既不使日本独吞，又把朝鲜问题国际化，使朝鲜作为保护清王朝的战略缓冲区。自1879年起，李鸿章就不断密函朝鲜统治层中的有势力人物，劝说他们接受“以夷制夷”之策。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鸿与薛斐尔在天津会见。最后，李鸿章答应派信使带一封相当起作用的信，帮薛斐尔进入朝鲜。但是由于当时美国政府仍坚持通过日本与朝鲜定约，薛斐尔不得不返回美国，准备说服政府改换渠道。

就在薛斐尔离开远东返回美国前后，李朝政府的外交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到了1880年10月初的时候，已经决定与美国订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