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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炎症。王肝他娘的子宫脱出荫。道，像个烂梨，可王腿还想要个儿子！哪天我要碰到他……还有陈鼻，你娘也有病……

母亲打断姑姑的话，呵斥我：滚，跟你的狐朋狗友出去玩，别在这里讨嫌！

走到胡同里，王肝说：小跑，你要请我们吃炒花生！

为什么要我请你们吃炒花生？

因为我们有秘密要告诉你。陈鼻说。

什么秘密？

你先请我们吃花生。

我没有钱。

你怎么没有钱？陈鼻道，你从国营农场的机耕队那里偷了一块废铜，卖了一块二毛钱，当我们不知道？

不是偷的，我急忙辩白，是他们扔掉不要的。

就算不是偷的，但卖了一块二毛钱是真的吧？快请客吧！王肝指指打谷场边那架秋千。很多人围在那里，秋千嘎啦嘎啦响着。那里有个老头儿在卖炒花生。

等我把三毛钱的花生平均分配完毕后，王肝严肃地说：小跑，你姑姑要嫁给县委书记做填房夫人了！

胡说！我说。

你姑姑成了县委书记的夫人，你们家就要跟着沾光了，陈鼻说，你大哥，你二哥，你姐姐，还有你，很快就会调到城里去，安排工作，吃国库粮，上大学，当干部，到那时候，你可不要忘记我们啊！

那个“小狮子”，可真美丽啊！王肝突然冒出了一句。

第一章14

那茬“地瓜小孩”出生时，家长去公社落户口，可以领到一丈六尺五寸布票、两斤豆油。生了双胞胎的可以获得加倍的奖励。家长们看着那些金黄色的豆油，捻着散发出油墨香气的布票，一个个眼睛潮湿，心怀感激。还是新社会好啊！生了孩子还给东西，我母亲说：国家缺人呢，国家等着用人呢，国家珍贵人呢。

人民群众心怀感激的同时，都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多生孩子，报答国家的恩情。公社粮库保管员肖上唇的老婆——也就是我同学肖下唇的母亲——已经给肖下唇生了三个妹妹，最小的那个还没断奶，肚子又鼓了起来。我放牛回来时，经常看到肖上唇骑着一辆破自行车从小桥上经过。他身体胖大，自行车不堪重负，发出吱吱扭扭的声音。经常有村里人开他的玩笑：老肖，多大年纪了？一夜也不能空？他就笑着回答：不能空，为国家造人嘛，必须不辞劳苦！

1965年底，急剧增长的人口，让上头感到了压力。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计划生育高潮掀了起来。政府提出口号：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县电影队下来放电影时，也在正片之前加演幻灯片普及计划生育知识。当银幕上出现那些男女生殖器的夸张图形时，黑暗中的观众发出一阵阵怪叫和狂笑。我们这些半大孩子跟着瞎起哄，很多年轻男女的手悄悄地握在了一起。这样的避孕宣传简直就像催生的春药，县剧团组织了十几个小分队，深入到各村演出一齣小戏《半边天》，批判重男轻女思想。

此时姑姑已是公社卫生院妇产科主任，并兼任公社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公社党委书记秦山，他基本不管事，挂名而已，我姑姑实际上是我们公社计划生育工作的领导者、组织者，同时也是实施者。

姑姑那时身体略有发胖，那口令人羡慕的白牙也因无暇刷洗而发黄。她的声音嘶哑，有了几分男人嗓，我们经常能在高音喇叭里听到她的讲话。

姑姑的讲话大多是以这样几句话开场：敲锣卖糖，各干一行。干什么吆喝什么。三句话不离本行。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计划生育……

那段时间里，姑姑的群众威信有所下降，连我们村那些深得了她的恩惠的女人们也开始说她的坏话。

尽管姑姑不遗余力地狠抓计划生育，但收效甚微，老乡们根本不接茬。县剧团到我们村演出，当那女主角在台上高唱：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时，王肝的爹王脚在台下高声叫骂：放屁！都一样？谁敢说都一样？！——台下群众群起响应，胡吵闹，乱嚷叫。砖头瓦片，齐齐地扔到台上。演员抱头鼠窜。王脚那天喝了半斤白酒，仗着酒劲儿，野性发作，分开众人，跳上舞台，前仰后合，指手画脚，发表演说：你们管天管地，还能管着老百姓生孩子？有本事你们找根麻绳把女人的家什都缝上吧。台下观众哄堂大笑。王脚更来了狗精神，从舞台上捡起一块瓦片，瞄准那盏挂在幕前横杆上、放射出耀眼光芒的汽灯，猛地投上去。汽灯应声熄灭，台上台下一团漆黑。——为此王脚被拘留半个月，放出来后，他依然不服，气汹汹地逢人便说：有本事把老子的机巴割了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