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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的事，不许老百姓管皇帝的事——除非造反。

第三，可是，就爬“成功的梯阶”来说，走向刚好与前者相反。爬成功的梯阶的人，无论他的起点是农民层级或士绅层级，一旦爬上了较他原来的层级高的层级，他不愿回头往下爬。从官吏层级退回到士绅层级或做地主，这是“告老还乡”的退步。这种退步，对有志于仕途的人而言，已经构成“不得志于有司”的挫折。因为，中国的传统不是学而优则商则工，而是学而优则仕。如果要一个做过官的儒士退回成功的梯子而脱下长衫与劳工为伍，同农人一样生活，那末他所受的难堪和挫折只比自杀好一点点。所以，“贬”成为一种对有身分和地位者的处分。“退隐林泉”是保全地位的一种远隔方式。安全！

第四，从儒士官吏到皇族皇帝是“此路不通，行人止步”。至少在制度的理论上，每个男人可以做官，而且可以做到宰相。至于做“君临万方”的皇帝，不用说在制度上根本无路可通，而且想都不可以这样想。这种想法，老早在儒门“君君”、“臣臣”的观念之教育化和社会化的过程中消弭于无形。“彼可取而代也”的念头只有特别出格的人才会灵光一闪的。这样出格的人似乎百年难得一见。儒门的“忠君”制度在堵防“篡夺”行为上确曾收到相当的实效。所以，无论什么商标和行号的天之子，为了维护现状，一律接纳儒学。

然而，还有一大缺口儒士始终未曾堵塞起来。这一大缺口就是前图所示的“不务正业之徒”的社会流动。这些人物流动的通路是“做土匪”，“做流寇”，或者“当兵去”。这条通路是中国历代*之一源，而且弄得不好也是“江山易姓”之一源。这些人物本来是些生活不安的“不逞之徒”。万一他们之中出了个把作“彼可取而代也”之想的人物，而且机会凑巧　，他们就可能冒天下之大不韪跑到金銮宝殿里坐起来。只要他坐稳了，就不愁没有儒士来替他搬道具，正名位，奉正朔，行人臣礼。几千年来，这样的政治戏剧不止重复上演多少次！儒门的政治哲学竟完全是政治的现状主义！我们看上面的图解，可知武装群体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它有时固然可被安抚，但是有时却“行不由径”，坐直升飞机来“窥窃神器”。这时，参加的人面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决定关头。在这种情形之下，坐在宫殿里的人也面临“存在”或“覆灭”的考验。中国社会文化的价值取向是拒变，视变为不可欲，因此，长期没有发展出一套适应变的机能，尤其是价值观念。可是，人类的生活不能完全不变。在许多情形之下，大幅度的变是无可避免的。在这两种力量相激之下，于是在中国“变”与“乱”常酿成一回子事。这是大值得研究的一个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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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族中心主义（1）

这里所说的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题材之一。在通常的情形之下，一般民族或文化单位对于自己的风俗、习惯、制度、文物、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当其继续发挥功能时，总是有意无意持爱护的态度。笼统地说，如果一个国度就是一个文化单位而且这个文化单位就是这个国度，那末一国的国人之爱护其国的文化毋乃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因为从文化的观点来说，这个人是其国文化对他涵化之产品。所以，就这一意义来说，任一文化的文化分子多少都是我族中心主义者。但是，从这一基础上出发，碰到不同的——顺利的或不顺利的——情境，我族中心主义有不同的发展：一种发展是良性的；另一种发展是恶性的。良性的我族中心主义是肯定并且爱护自己文化的风俗、习惯、制度、文物、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文化理想，但是同时也欣赏并且尊重其他文化里的这些东西。恶性的我族中心主义首先未自觉地肯定有些绝对的价值，而且这些价值就是存在于我族中的，并且真是优于一切文化者，因此对别的文化特征都看不顺眼，而有意无意存一种鄙夷甚至排斥的态度。

同是我族中心主义，又有程度强弱之分。我族中心主义的强度与文化之濡化成反比。因此，愈是通都大邑或交通辐辏之地，我族中心主义愈淡薄。反之，愈是闭塞之地，我族中心主义的色彩愈浓厚。依此，在文前社会里，我族中心主义成为伦范规律或价值观念的根源。在文前社会中，本乡人如果违犯了该一社会视为神圣的规律，那末将会受到种种严重的处罚；异乡人如果违犯了这些规律，那末将会遭受极端的厌恶和反击。之所以如此，是因在这种社会的分子之间有意无意流行一种观念，即是把己群的意索（ethos）视为一切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