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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之原义。除此以外，瑞克特更致力于批评历史与自然科学之逻辑与方法学的差别。在一大堆历史事件中，我们选择什么，以什么为值得研究的，系受主要的价值观念之支配。所以，瑞克特认为，历史学家只研究那些与价值有关联的事实。

狄勒泰算不得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最大思想家，但他却维护历史中心论甚力。正如梅叶霍夫（　Hans　Meyerhoff）所说，狄勒泰的重建历史中心论的工作是分两个方向进行的：第一，他认为研究历史需要一种新的心理学，藉以穷究心灵活动之实在。第二，狄勒泰试行制定一套概念和范畴，藉以区分文化之学及自然科学。我们怎样知道有关人事研究的界域呢？狄勒泰说有三种方法。第一，藉黑格尔及兰克（　Ranke）的方法，从了解历史之流及其中所表现的观念来透察历史问题。第二，照施莱尔马赫儿（　Schleiermacher）的解释法，他试行了解历史之流的普遍观念怎样进入一个人的心中。第三，从研究康德的范畴和传德伦堡（　Trendelenburg）的类型，他企图建立历史的理性在人心中凝成的形式。

所以，巴拉克劳（）说：

就狄勒泰而言，正像唯心学派其他的人一样，他们据以反对科学的历史之基础，乃是自然与精神二者之互反，尤其是他们所说的自然世界与历史世界之互反。这也就是说，自然科学所涉及的世界与历史所涉及的世界是互相反对的。他们认为那些划分历史与自然科学的特别要件，是历史所涉及者乃一道德世界，而道德世界不能用统计方法或依因果“律”来研究。因为这些方法消除人的创造功能。历史所涉及者为单一的事件，为精神，为变化；而自然科学所涉及的是整齐划一的现象，是可以重演的现象，并且科学所致力的是要发现普遍的原理。科学家对特殊事实之所以发生兴趣，只是为了发现或证验普遍律；历史学家所涉及的是对特殊事实的估量。特殊事实的性质，即令可用普遍律来说明，也不能完全说明。所以，简单地说，历史学家的工作是欣赏独特性和价值。

这一路学人的办法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将“自然”与“人文”一刀两断地切开。第二步是把历史与文化视作互为表里的精神实体，并且从而强调历史和文化的独特性。这种想法，作为一种体验来看，有时颇为深切。这种想法有时颇易被人接受。之所以如此，有这几种原因：一，所谓“人文”尚未大量用科学方法研究，以致还有许多死角未被科学方法达到；二，合于人的直觉感受和感情的缠绕；及三，价值观念对认知作用的牵连。尽管如此，这类说法没有现代科学的根据，并且经不起解析哲学的分析。

克鲁伯的看法比上面所述看法较有改进。他把瑞克特的看法与现象的概念化之层面的看法联在一起。他放弃科学与历史之截然划分的二分法，而采取层层渐进的看法。依此，他把文化史与历史科学同样看待。

近年来若干中国文化分子所说的“历史文化”，实在既不成其为历史又不成其为文化。这等人士之谈“历史文化”先设立了一套玄学。这一套玄学是采取黑格尔精神现象衍发的轨辙，加上拟似康德的理性架构洗礼过了的中国理学，糅合我族中心主义的情感而形成的。从这套玄学基础出发，与“唯物史观”对立，将历史事件作填料而构成一个文化史观。不多也不少，这是一种玄学思辨的演习和思古之情的弹奏。它不是对文化作经验科学的研究，也不是对历史作紧贴史实的客观晒露。因此，它不能帮助我们对历史和文化作任何真切的认知。在逻辑程序上，如果一个人要接受这种文化史观，那末先得接受站在它源头处的那套玄学。如果一个人不接受那套玄学，那末便不接受这种文化史观。乍看起来，这种文化史观好像包罗万象。在实际上，这种文化史观只是依带情绪的价值判断而做成的选择系统，而且是一种线条不清或界划不明的选择系统。唯其是一种线条不清或界划不明的选择系统，所以许多东西可以被收容进去也可以被排斥出来。多少像柏拉图一样，这些文化分子在自己的文化断成碎片时用哲学名词和美感想象交织成一幅绮丽的文化梦境。他们藉着神游这一梦境而自大，而勇敢，而避免了失落的空漠之苦。

我们于是面临一个选择：在这一现实的蜕变的*时代，我们是鸵鸟式的躲进幻构的美丽文化织锦里去，还是本着科学的态度和方法睁大眼睛正视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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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文化的繁缛化

文化的繁缛化之最显而易见的层面是器用和装饰，但不限于器用和装饰。语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