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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和广西干部军官学堂培养出来的广西军官，在他那里都担任了比较重要的官职，营长以上军官基本上都是这些人充当。这使各种有用人才，都“相率来归，乐为之用”。这批人，后来在李、黄统一广西的战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经过两三年的苦心经营，李宗仁所部发展成6个纵队约10000人。

在玉林，李宗仁更注意约束部下。他组织军风纪检查队，严禁骚扰百姓，并严禁外地的“自治军”和散兵游勇进入他的防区。对于境内的土匪，则采取坚决清剿的政策。他还经常对部队进行军事训练，让部队掌握近代军事知识和作战方法。他在玉林创办了“第五独立旅干部教练所”，自兼所长，吕竞存担任教育长，抽调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前往受训，并招收一些中学毕业生前来入学，毕业后任下级军官。另外，还附设了一个“教导大队”，抽调班长及遴选足以充任班长的上等兵前来受训，以充实基层骨干。

对辖区内的民政、财政等方面，李宗仁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整顿。在民政方面，他实行县长民选和互调的办法，即将甲县所选的县长，调往乙县任职，不准本县人在本地任县长职，以提高行政效率。在财政方面，他严格规定部队不得霸占税收，截留税款。在不增加捐税的原则下，对田赋及各种捐税进行清理，减少了官吏贪污中饱的现象，增加了公家财政收入。对于金融，他认真整顿，以稳定市场物价，安定群众生活。李宗仁这些安民措施，收到了明显效果，当时玉林所属各县，土匪肃清，吏治革新，贪污敛迹，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以致广西各地及广东南路的民众，为逃避匪患和战乱而纷纷迁来玉林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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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州拓展（1）

黄绍竑并不是一个容易满足的人。他深深感到，李宗仁的作风过于稳重，加上局限于玉林五属一隅，政治上又彷徨歧路，无所依归，长此下去，将无大作为。他率第三支队驻防容县、岑溪两县，经过半年时间的休整，恢复了元气，就产生了往外发展的意向。他听说孙中山已击败了陈炯明，在广州再次组府，又派兵西向，准备入桂收拾沈鸿英，顿时感到机会来了。当时叛军沈鸿英部下邓瑞征师正驻防离容县、岑溪不远处的梧州一带。梧州是广西门户，地方殷富。黄绍竑认为，如能击败沈部，拿下梧州，以梧州为自己日后进取的根据地，不仅可以扩大地盘、增加税收，增厚财力，而且还可就此走出玉林，争取新的发展。据他自己后来回忆说：“我回广西作李宗仁的部下，本是出于无奈，我的本意仍然是想与粤方联络，为将来求得发展。自从队伍开驻容县，就要开始剿匪。容县素以多匪见称，县境的一半都被土匪所占。当地土豪劣绅对土匪起初是抗拒的，后来见政府和军队的力量薄弱，得不到支持，乃反而与土匪相勾结，绅匪不分。我是容县封建大族，当然站在尚未与土匪勾结的家绅方面，极力进剿。在剿匪的时候，不但人员受到相当大的伤亡，而武器弹药更无法补充。加以玉林的地理形势和李宗仁的作风也不能使我有发展的机会，我内心非常苦闷。”他认为，玉林五属及容县的收入虽然能勉强养活现有军队，但是要发展则很难。尤其是枪械子弹，无法补充。如果把目标定在保境安民上，则形同中立，终究不是办法。他反复思考，终于意识到“只有投靠孙中山才有前途”。1923年春，黄绍竑密派他的亲信参谋陈雄到广州找白崇禧商量。

在广州医治脚伤的白崇禧见到陈雄，喜出望外。他们分析国内形势之后，认为“广西之前途不外有三：一为附和北洋军阀；一为支持赵恒惕等人所倡言之联省自治；一为归附广州之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政府”。他们还认为北洋军阀已为国人所厌恶，联省自治也不是统一全国的良策，经再三研究，“终于决定参加以三民主义建国为号召的广州革命政府”。

在广州，陈雄通过粤军司令部秘书长廖百芳（容县人）的介绍，认识了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长廖仲恺和大本营参军长朱培德，开始和广东革命政府进行接触。

黄绍竑的向外发展策略，首先是占据有利根据地。梧州物产丰饶，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如果占有其地，则今后进可攻，退可守。但该地为沈鸿英所有，沈是实力派，强攻是不易得手的。只有先伪投沈鸿英，取得其信任，使其不防，然后智取梧州。沈鸿英出身绿林，善于投机钻营。辛亥革命时，他在柳州接受招安，后来成为旧桂系的主要将领之一。孙中山发动讨陆援桂战争，他通电敦促陆荣廷下野。等到陈炯明叛变，他又接受孙中山命令，打着###陈炯明的旗号，进军广东。但入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