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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道藏》正一部《高上神霄宗师受经式》载：“宋政和壬辰（一一一二年）之後，东华帝君始将神霄琼宝秘藏《灵宝眞经》（卽《度人经》）六十卷传世，合原一卷为六十一卷。”

其实。这本所谓的《灵宝道经》。是温州道士林灵素模仿佛道两家的经典。自行杜撰出来的一本书，却偏偏被徽宗皇帝所推崇。

徽宗皇帝自称“教主道君皇帝”，这里面的教主就是神霄道教的教主。

因为宋徽宗的缘故，神霄道派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一跃而成为宋朝境内最庞大，最富庶，也最有权势的一个教派。

政和七年二月，徽宗天子令将天下天宁万寿观改建为神霄宫，小州军监无道观者以佛寺代替，不隶州的县新置。

宣和元年正月，徽宗再次下令：“又以寺为宫，院为观已而非县皆改一僧寺为神霄下院，最最日张，至宣和末方已”。

据统计，徽宗朝有州监府三百五十一个，军五十八个。仅此，当时全国的神霄宫下院至少有四百座。每座神霄宫，“初通拨赐产千亩，已而（道士们）豪夺无涯”。西京（洛阳）以崇宁院为宫，据其产一万二千亩，名曰改建，实为新修。

以上，便是神霄宫兴起的经过，同样也是徽宗天子毁佛的经过；这当然引起了天下的读书人以及清官名流的极力反对，而蔡京等人也是凭着坚定地支持神霄道教而得到徽宗天子的信任。

如今高宗皇帝一上任就站在了父亲的对立面。一来可以讨好天下的读书人和佛教庞大的信徒群体，更重要的是。神霄宫里积赚了多年的钱粮，正好拿来作为新一届政府的各种庞大的开支。

政策三住散青苗钱：

青苗法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在农作物青黄未接的时候，官府发放给农民的一种农业贷款；这种贷款分为春贷和秋贷两种。

《宋史王安石传》中记载：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

《宋史食货志四》：“今放青苗钱，凡春贷十千，半年之内便令纳利二千，秋再放十千，至岁终又令纳利二千。”

从立法的本意看，青苗法是一项非常好的，能确实帮助到农户耕种生产的一项惠民政策；可惜的是，在实际的执行中，这项政策发生了严重的偏差。

首先按照王安石的规定，借贷是自愿的，但实际上，地方官员采取强制性的借贷，尽可能的多收利息。

正如司马光所指出的：“今之散青苗者，无可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税收其什四之总。”（司马公文集。卷四十四）

其次在俵散和收纳青苗钱时，执行的官吏从中作弊，勒索贫下农户。

中书舍人吕陶在给宋仁宗的奏折中说道：“散敛之际，除头子钱，减克升合，量收出剩，以陈粟腐麦代见钱支俵；仓官受入，又增斗面，百端侵扰，难以悉数”（净德集卷三：奏乞权罢俵散青苗一年以宽民力状）

等等

青苗钱的叫停，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时候，绝对是一项重大的惠民政策，政策四放开言路，广纳群臣的意见，不以言入罪。

《高宗。本纪》中记载道：中外臣庶许言民间疾苦，虽诋讦亦不加罪。命官犯罪，更不取特旨裁断。

“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中国的一句古话。按照法家的解释，这句话的正确解释应该是“大夫不因懂得刑法而加重罪责，庶人不因不懂得礼制而减轻罪责。”

但后来儒家把这句话解释为“不应该对大夫用刑”。根据《礼记。曲礼》记载：“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

应该说，宋朝是把“刑不上大夫”的这种传统执行得比较彻底的朝代。纵看整个宋朝，并没有那个大夫被杀；但是到了徽宗的时代，这种传统被极大地动摇了，徽宗纵容太师蔡京竖立“元佑党人碑”，不但把元佑党徒发配外地，还明令其后人不得当官，等等。

高宗的这条政策，既是笼络人心，同样也是对徽宗政策的一种矫正。

政策五惩罚奸臣

《高宗。本纪》中记载道：蔡京童贯朱勔李彦孟昌龄梁师成谭稹及其子孙，更不收叙。

这条政策相对容易理解。

徽宗初期，大宋朝还向自己的臣民们宣传盛世所在，但短短二三十年的时间，突然从所谓的盛世被异族所攻陷，高宗不好归罪于自己的父兄，就只能把沦陷的罪名按在那些民间所公认的“奸臣”的头上，让他们去当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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