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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在于，高宗皇帝实在是太穷了。穷得超出一般人的想象。

赵构是自己孤身一人出走汴梁城，身上携带财物有限，绝对的白手起家。

赵构的第一笔收入，是当时的磁州府尹宗泽把当地的库银全部奉献出来。

赵构的第二笔收入，是相州府尹汪伯彦奉献出来的库银。

赵构的第三笔收入，是罢天下神霄宫后收缴的财物。这是一笔较大的财物，略为减轻了赵构的财政负担。

之后，便是各个地方州府缴纳上来的税银。

但是，如今兵荒马乱，金兵随时都可能兵临城下，高宗赵构的小朝廷在威望和实力上都不足以服众。如此一来，各地方州府不跟风造反已经是万幸，又怎么能够收缴到足够的税银呢？

高宗赵构在财政上的困顿，甚至不足以支撑应天府小朝廷的日常开支无奈之下，为了开源节流，高宗赵构被迫采取了诸如裁员减薪和变相摊派等等会失去人心的办法来。

《宋史。高宗本纪》中有这样的描述：“罢开封诸州军府司录曹掾官。州军通判二员者省其一。权减宰执奉赐三之一。省诸路提举常平司两浙福建提举市舶司。”

二者省其一，就是大面积的裁员；减宰执奉赐三之一，就是大幅度的减薪；提举常平司是负责国内贸易的税收，提举市舶司是负责海外贸易的税收。

我们的高宗皇帝，何其惨哉！

在这种情况下，刚刚被扣减三分之一薪俸的宰相大人李纲，根本不敢伸手向皇帝要钱，只好提出了从民间集资的方法来。

李纲的奏折，在应天府小朝廷里引起了很多人的反对，其中以谏议大夫宋齐愈的意见最有代表性。

《宋史。李纲传》中有以下记载：

谏议大夫宋齐愈闻而笑之，谓虞部员外郎张浚曰：“李丞相三议，无一可行者。”浚问之，齐愈曰：“民财不可尽括；西北之马不可得，而东南之马不可用；至于兵数，若郡增二千，则岁用千万缗，费将安出？”

这是宋齐愈和虞部员外郎张浚的一段对话。而宋齐愈的意见可以这样理解：老百姓的财产是不可全部搜刮上来的，如果搜刮尽了，老百姓没有活路，岂不是逼他们造反吗？如果搜刮不上来，地方官吏又如何向朝廷交代？

再说买马的事情，西北地区的战马，西夏人是不会卖给我们的，而东南地区的马又只会耕田，在战场上派不上用场。所以李纲的奏议，说起来好听，却实在经不起推敲。

还有一条是招兵，如果每个州郡增加两千名士兵，那么每年的费用就要增添千万贯钱，这些费用从何而出？

如今朝廷根基未稳，各地守臣肆意截扣运往应天府的钱银粮食，在未能解决这个问题之前，妄论出兵，只会增添朝廷的不稳定因素。

凭心而论，宋齐愈的说法不无道理，这也是在后世中，依然有很多人去同情和理解高宗赵构的做法。

他们的观点，包括宋齐愈在内，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形势比人强”。

持这种观点的人往往看不到一个情况：金兵的军费从何而来。

历史记载得清清楚楚，金兵开始时是没有任何经费的；金兵崛起的过程，就是一个以战养战的过程。

没有经费，占了地盘，把税收缴获上来，自然就有了经费。

先有经费再打仗，又或是先打仗再获取经费，这个问题，与先有鸡还有先有蛋这个问题，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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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三十二章：始作俑者

对于谏议大夫宋齐愈的说法，虞部员外郎张浚表示出了极大的忧虑。

《宋史。李纲传》中记载道：浚曰：“公受祸自此始矣。”

张浚对于宋齐愈和时局的担忧是有理由的。

当时应天府小朝廷在宰相李纲的主持下，朝廷中正在清算“僣逆附伪”的前大楚官员之罪。

也就是说，凡是与张邦昌有关又或是靖康之耻时身在开封府汴梁城的前朝官员都有“僣逆附伪”的嫌疑。

宋齐愈曾奉命出使金营。而且，当宋齐愈从金营回来的时候，王时雍曾经偷偷问过他，金兵想让谁来做皇帝。

传说之中，宋齐愈在一张纸条上写了“张邦昌”三个字，这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