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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放心去直隶吧，我之余生便在此书局了。只要有我在，金陵书局就不会关门，马穀山不给钱，我卖田产店铺也要把存局的这批书稿刻印出来！”

两双已变苍老的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从书局回到衙门不久，赵烈文便引着一个汉子进门来。那汉子挑着两只大木箱。

“大人，欧阳先生给你送了一担礼物。”赵烈文笑嘻嘻地说。

“哪个欧阳先生？”曾国藩皱起眉头说，“你叫他挑回去，什么礼我都不收！”

“还有哪个欧阳先生，就是书局的小岑老丈呀！”赵烈文边说，边擅自叫那汉子放下担子。

“他送我什么礼物？我刚从他那里来。”曾国藩疑惑不解。

那汉子拿袖子抹了抹脸上的汗，说：“大人刚走，欧阳先生便说，你们看我现在呆成什么样子了，曾大人奉调直隶，一走几千里，今后捎带东西十分不便，船山公的遗书就差两本没完工了，我们何不把先印好的送他一套呢！大家都说应该。于是就装满了两箱子，派我送来。”说着打开木箱，露出叠得整整齐齐的几十函书来。曾国藩满面笑容地说：“好，好！这个礼物我收下。你辛苦了，到大厨房里吃过饭再走。”

那汉子出门后，赵烈文帮助曾国藩将书一函一函地拿出来，放到书桌上，几乎把整个书案摆满了。

“船山先生处饥寒交迫之境地，孜孜不倦，写出这多好书来，真正不容易呀！”曾国藩望着眼前的书感叹起来。

赵烈文顺手翻着《读通鉴论》。这本书在书局刻印过程中，他便零零星星地借来读过一遍，十分佩服船山的见事高明、议论深刻。此时看着这部被装订成十大本的五十余万言巨著，真是爱不释手，心里油然生出一股对船山的由衷崇拜。“大人，船山公议论戛戛独造，破自古悠谬之谈。卑职想，若使其得位乘时，必将大有康济之效。”

“不见得。”曾国藩轻轻地摇了摇头。

“为何？”赵烈文颇感意外。他深知曾国藩一向尊崇王夫之，但为什么并不赞同这个观点呢？

“船山之学确实宏深精至，但有的则嫌偏刻。比如对人的评价，求全责备的多，宽容体谅的少。若让船山处置国事，天下则无可用之人了。”曾国藩离开座位，在书案前走了几步后又说，“作文与做官并不是一回事。作文以见深识闳为佳，立论即使尖刻、偏颇点亦无妨，因为不至于伤害到某一个人，也不去指望它立即收到实效，只要自圆其说，便是理论，运笔为斤，自成大匠。做官则不同，世事纷繁，人心不一，官场复杂，尤为微妙，识见固要闳深，行事更需委婉，曲曲折折，迂回而进，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万不可逞才使气，只求一时痛快。历来有文坛上之泰山北斗，官场上却毫无建树，甚至一败涂地者，盖因不识此中差别耳！”

赵烈文不断点头称是。过一会儿，曾国藩感慨地说：“世上之人，其聪明才力相差都不太远，此暗则彼明，此长则彼短，在用人者审量其宜而已。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生异人。”

“大哉，宰相之论也！”赵烈文不由得高声赞叹。

“惠甫，你怎么可以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呀！”曾国藩哈哈大笑起来，心情十分快活。

“卑职跟随大人多年，素日里听大人谈经谈史谈人物，所获甚多。有时想，若是把大人这些谈话都整理出来，刻印成书，必然对世人大有启发。”赵烈文真挚地说，他其实已悄悄地这样做了。每次和曾国藩谈话之后，他就赶紧记在当天的日记上，尽量做到不漏一句，不走一丝样，把它们原原本本地留在纸上。曾国藩多次和他谈“静”的意义。从春秋的诸子百家，谈到宋明的程朱陆王，把“静”的学问阐发得淋漓尽致，说得赵烈文如醉如痴。他于是自号能静，将书斋命名为能静居，其每天的日记也随之叫做能静居日记。这部能静居日记已记了二十年了，其中有不少曾国藩的言论。

“惠甫，我本是一个读书做诗文的料子，谁知后来走错了路。”曾国藩今天的谈兴很高，他喝了一口茶，饶有兴致地谈起了往事。“我初服官京师，与诸名士接游，时梅伯言以古文、何子贞以学问书法皆负重名。我时时察其造诣，心独不肯下之。顾自视无所蓄积，唯有多读书而已，心中则以为异日梅、何之辈不足以相伯仲。岂料学未成而官已达，从此与簿书为伍，置诗文于高阁。咸丰二年后奉命讨贼，驰驱戎马，益发无暇为学。今日回过头来再读梅伯言之文，自觉其有过人之处，往者之见，实为少年偏激。不过，我至今心里仍不服输，若让我有时间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