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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

去年，曾国藩给九江关道蔡锦青寄了封私信，叫他解九江关洋税三万两给金陵围师。蔡锦青解了一半时被沈葆桢知道，沈将蔡怒斥一顿，扬言若不收回，则撤去蔡的道员之职。曾国藩对沈葆桢如此不讲情面而恼怒至极。且不说沈葆桢是他一手保荐上来的，即使无这层关系，也要执行朝廷命令接受总督节制。沈葆桢此举既无情又无理，按照曾国藩过去的性格，早奏参了，但现在他忍下这口气，将收到的一万五千两银子如数归还。金陵城下的曾国荃破口大骂沈葆桢，甚至责备大哥太窝囊。曾国藩听了，只是苦笑而已，并不分辩。

但现在是什么时候？天堡城已下，金陵城眼看就要攻破，正要拿银子去鼓励吉字大营卖命的时候，沈葆桢却将应解金陵的五万厘金全部截留，分文不给，还上疏朝廷告曾国藩眼睛里只有金陵，全不顾江西的危难，并声明若将厘金强行解走，他只有辞职不干。更使曾国藩不能容忍的是，沈葆桢还与大学士、户部尚书倭仁相勾结，通过倭仁上奏，说两湖、川、赣、粤每月协解曾国藩军饷十五万五千两，即使不能全解，每月亦有十万两的进项，且江浙大半肃清，上海更是富甲天下，曾国藩强解赣厘，不是广揽利权、贪得无厌吗？

曾国藩看了这份转发下来的倭仁奏折，简直要气昏了。饷银不继，金陵围师很可能功亏一篑；索求厘金，又激起上下忌恨。曾国藩左右为难，忧虑重重，本已好多了的癣疾又突然发作，弄得他痛苦不堪。

“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曾国藩终于忍不住对着几个心腹幕僚咒骂起沈葆桢来，“我要建议朝廷于博学鸿词科外，再增设一个绝无良心科，取沈葆桢为第一名。”

“大人，沈葆桢太可恶了。此时断饷，简直是给金陵围师釜底抽薪，要卡九帅的颈脖子。我和杨国栋等人揣摩大人的意图，狠狠地参了沈葆桢一折。这是草稿，请大人过目。”彭寿颐从袖口里抽出两张纸来递给曾国藩。

这几天幕僚们都在议论江西拒饷的事，人人都很气愤。彭寿颐想，当年江西巡抚陈启迈就因饷银之事被曾国藩一纸参劾。那时他只是一个在籍侍郎，客居江西，而陈启迈是他的同乡同年，尚且不能相容，罗织罪名，抗词上疏，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现在他位居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奉皇太后、皇上之命节制四省军务；权力之大，威望之高，三藩以来没有第二个汉人可以相比。且沈葆桢是他的晚辈下属，又是他所提拔的人，他能容得了吗？彭寿颐这样揣摩着曾国藩的心思，和杨国栋、李鸿裔、汪士铎等人商量一下，便先起草了一份言辞严厉的参折。

曾国藩把奏稿浏览了一遍，见上面罗列了沈葆桢几条罪状：防守不力，丢州失县，吏治无方，奸宄当道，大权旁落，劣幕操纵等等，特别将这次拒绝拨饷，造成金陵不能速克的危害大大渲染了一番。照这份折子来看，沈葆桢的确不够封疆大吏之任，应予立即革职查办。奏稿在曾国藩的手中捏了很久。

“大人，沈葆桢太可恨了，我们都为大人抱不平。”彭寿颐在一旁怂恿，“若是大人没有别的改动，我这就叫罗伯宜去誊抄。”

“慢点。”曾国藩凝神望着彭寿颐那张失去右耳的脸，若有所思地说，“我再想想。”

当年奏参陈启迈是何等的干脆利落，敢作敢为，现在对沈葆桢为何这样迟疑犹豫，拿不定主意呢？彭寿颐不可理解。

“长庚，你是江西人，我来问问你，为何江西的巡抚老是跟我过意不去呢？沈幼丹在我幕中时也毕恭毕敬，一旦坐上赣抚之位，便也跟着他的前任陈启迈、文俊一样与我做对了。你知道这里的原因吗？”曾国藩两眼失神，一脸忧郁。

关于这中间的原因，江西人彭寿颐自然知道一些。原来，江西官场从上到下对曾国藩都没好感。先是当年湘军在赣北擅自建厘卡收钱，截了地方的财路，后来又查禁私盐，空了不少官吏的私囊，最后借父丧之机，不待朝廷批准，便扔下在江西的烂摊子不管，匆匆忙忙回籍奔丧，官场一时哗然。加之曾国藩在江西几年屡败于石达开之手，一个九江城打了三年都打不下，离开后不久九江、湖口相继收复。所以江西官场都认为曾国藩既乏军事才能，又好利争权。

沈葆桢在江西当过多年地方官，对过去的事情很清楚，做了赣抚后又听到上上下下的议论，觉得他们讲的有道理。尤其是江西并不富裕，他为筹集本省军饷已弄得焦头烂额，曾国藩却像催命鬼似的催促江西解饷，为了弟弟的首功就全然不顾别人的死活，激怒了沈葆桢和江西全省官吏，遂一致决定和曾国藩斗一场。沈葆桢自认一身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