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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由孔孟儒家弟子一变而转为申韩法家之徒。他认为自己奉皇上之命办团练,名正言顺,只要己身端正,就可以正压邪,什么事都能办得好。谁知大谬不然!这位金马门里的才子、六部堂官中的干吏,在严酷的现实中处处碰壁,事事不顺。
这一年多来,他曾无数次痛苦地回想过出山五年间的往事。他始终不能明白:为什么自己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却不能见容于湘赣官场?为什么对皇上忠心耿耿,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嫉恨,甚至连皇上本人也不能完全放心?为什么处处遵循国法、事事秉公办理,实际上却常常行不通?他心里充满着委屈,心情郁结不解,日积月累,终于酿成大病。
这一年里,他又从头至尾读了《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希望从这些史学名著中窥测前人处世行事的诀窍,从中获取借鉴。但这些前史并没有给予他解开郁结的钥匙,反而使他更痛苦不堪:前人循法度而动成就辉煌,偏偏我曾国藩就不能成功!
他也想到了老庄,甚至还想到了禅学空门。但是他,一个以捍卫孔孟名教为职志的朝廷重臣,一个以平叛中兴为目标的三军统帅,能从老庄消极遁世的学说中求得解脱吗?不,这对他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些日子,在实实在在的民事军旅中亲身体验了许多次成功与失败的帮办团练大臣,通过细细地品味、慢慢地咀嚼,终于探得了这部道家经典的奥秘。这部貌似出世的书,其实全是谈的入世的道理。只不过孔孟是直接的,老子则主张以迂回的方式去达到目的;申韩崇尚以强制强,老子则认为“柔胜刚,弱胜强”,“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江河所以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这句话说得多么深刻!老子真是个把天下竞争之术揣摩得最为深透的大智者。
曾国藩想起在长沙与绿营的龃龉斗法,与湖南官场的凿枘不合,想起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的争强斗胜,这一切都是采取儒家直接、法家强权的方式。结果呢?表面上胜利了,实则埋下了更大的隐患。又如参清德、参陈启迈,越俎代庖、包揽干预种种情事,办理之时,固然痛快干脆,却没有想到锋芒毕露、刚烈太甚,伤害了清德、陈启迈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无形中给自己设置了许多障碍。这些隐患与障碍,如果不是自己亲身体验过,在书斋里,在六部签押房里是无论如何也设想不到的,它们对事业的损害,大大地超过了一时的风光和快意!既然直接的、以强对强的手法有时不能行得通,而迂回的、间接的、柔弱的方式也可以达到目的,战胜强者,且不至于留下隐患,为什么不采用呢?少年时代记住的诸如“大方无隅”“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的话,过去一直似懂非懂,现在一下子豁然开朗了。这些年来与官场内部以及与绿营的争斗,其实都是一种有隅之方,有声之音,有形之象,似巧实拙,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不是这样的,它要做到全无形迹之嫌,全无斧凿之工。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柔弱,柔弱,天下万事万物,归根结底,莫不是以至柔克至刚。能克刚之柔,难道不是更刚吗?祖父“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的家训,自己竟片面理解了。曾国藩想到这里,兴奋地在《道德经》扉页上写下八个字:“大柔非柔,至刚无刚。”他觉得胸中的郁结解开了许多。
读罢《道德经》,他又拿起《庄子》来温习。这部又称为《南华经》的《庄子》,是他最爱读的书,从小到大,也不记得读过多少遍了。那汪洋恣肆的文笔,奇谲瑰丽的意境,曾无数次地令他折服,令他神往。过去,他是把它作为文章的范本来读,从中学习作文的技巧,思想上,他不赞同庄子出世的观点,一心一意地遵循孔孟之道,要入世拯世,建功立业,泽惠斯民,彪炳后昆。说也奇怪,经历过暴风骤雨冲刷的现在,曾国藩再来读《庄子》,对这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巨著,有了很多共鸣之处。甚至,他还悟出了庄子和孔子并不是截然相对立的,入世出世,可以而且应该相辅相成,互为补充。如此,才能既做出壮烈奋进的事业,又可保持宁静谦退的心境。曾国藩为自己的这个收获而高兴,并提起笔,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
静中细思,古今亿百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当思一搏。大地数万里,不可纪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夜仅一榻耳,当思珍惜。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一毛耳,当思多览。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及者,不过太仓之粒耳,当思奋争。然知天之长,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