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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展开：一种是实体性争议，这种争议主要是围绕限行措施的利弊而展开，例如按照限行措施出行是否真正有利于交通更畅通，给一部分群众带来的实际困难怎么解决，是否会浪费资源，限行的决策是否损害车主的私有财产权，等等；另一种是在程序上的争议，即作为限行管理措施的决策是由政府来做决定，还是应当交由全民讨论、立法机关做出最终决定。

在媒体上讨论最多的，是作出这种限行措施的决策是否应该通过民主程序决定。人民网提供了一个调查数据显示：有的网民认为；私家车限行应提交市人大审议；通过之后方可实施。仅有的网友认为可由政府发布命令直接执行。尽管这一调查只是“一网之词”；却也反映出；在权力与权利的博弈上；绝大多数网民注重程序正义。主张以民主程序决定交通限行措施者认为，个人利用道路的机会没有平均地分配给每个人，个人在某一时期较多占用道路的事实，也不能变成一种私法意义上的路权。城市管理者可以基于公共利益考虑，对每个人占用道路的机会予以调整，但是要通过严格的民主程序，在公共媒体上进行充分讨论，争取相应的支持者，由立法机关来决定将这一问题是否提交民主决策程序。政府应提供和搭建一个公平、公正的利益博弈平台，让各方面都有机会表达自身的观点与利益诉求，让各方都有机会参与到立法过程之中，进行公平博弈。

某高校一教授反对把行政命令的方式用于解决交通拥堵问题。他说，我们国家的行政力量显然十分强大，说极端点儿，别说单双号限行，就是宣布不让某个市区的人出门，也是做得到的。但是，这样强大的行政力量，不应该滥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用行政命令解决问题，虽然见效快，但预后不佳，往往会有后患。而且政府为此付出的行政成本，随着禁令的逐渐松弛，要想维持禁令的原效果，会越来越高。其实，面对城市的交通拥堵，握有行政权力的政府，最应该做的就是尽快建设以地铁为主体的公共交通网络，而非下命令。可以借口多数人的利益剥夺一部分人，也就可以借口别的什么剥夺所有人。这样的事情，在我们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我们有理由希望不要再发生。

一位声明本人无车也不在北京的人士说，单双号限行的大讨论，看似很民主，但其实这根本就不是一个可以民主讨论的问题，类似于著名的“民主的悖论”。比如一个班60个学生，提出一个议案：“剥夺钱最多的同学的钱，平均分给其他59位同学”。这种损害其他公民权利的议案，虽然明显可以获得通过，却是我们应该避免出现的民主的悲剧。看看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公交车站等车的乘客，我就好笑；即使所有没车的人都同意“单双号限行”，这样的政策也是“民主的暴政”。

还有的人建议，如果立法机关决定将这一问题提交民主决策程序，我们仍然需要公平、公正的利益博弈平台，仍然需要通过公共媒体讨论、立法听证会、民意调查等多种形式，来讨论限行是否具有合理性、可行性。这里，特别要注意在立法听证会时，要能确保不同意见的阶层都能有代表参与听证，让听证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并且听证的结果能真正反映到立法之中，让各方都能平等地表达利益诉求。而后，对于这一问题交由人大进行表决。

有的网民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年，“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提出也已经有十一年的时间，我们的市场经济正在日趋完善。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是一部公民社会成长的历史，也是社会利益主体日趋多元化的历史，在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下，利益的冲突甚至对立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在法治社会，有利益的冲突并不要紧，关键是要有公平、公正的利益博弈渠道来解决这一问题，其核心点就在程序正义。

一位律师发表自己的意见说，《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从效力上属于规章以下的规范性文件；　不属于法律和法规的层次，因此，以政府通告的形式对涉及公民财产权利进行限制使用事项做出规定；　实属于立法上的越权。如果确有必要对机动车进行限行，应当通过正当程序进行立法，依据立法法的程序进行立法听证会进行详细的论证；　而不是以通告草率发布立即实施。机动车财产权人为了公益的特别牺牲；　理应获得相应的补偿，停驶补偿费也应当考虑在内。　“依法治国”早就成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但是从10多年的的司法改革中，这一点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贯彻。一个国家真正成为一个法治国家，在立法司法上不仅注重实体正义，更要保证程序正义，任何有关侵犯私权的立法，绝不可拍拍脑袋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