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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可能把其预测的基础局限于天真的推理。这使他对日益迫近的经济崩溃的预兆的疏忽，以及政府内外的其他专家们的这种疏忽，显得极端令人费解。

我说过，在泡沫破灭之前，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正处于泡沫之中。但是，当房价自2000年起上涨超过60％并在2005年出现上涨减缓的迹象，普通媒体对房地产泡沫的诚挚讨论就开始了——如我们所知，金融类杂志对此问题的讨论始于更早的时间。2006年、2007年以及2008年的前六个月里，警钟变得更加响亮。但是当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发展成熟并最终袭击了这个国家的时候，还是令政府、金融界、经济学界以及公众大为震惊，即使它已经孕育了三年之久。

我们可以从研究突然袭击的文献中获取一些教益，来帮助我们理解专家们对于警示信号的无视。比如说，罗伯塔·沃斯代特的书《珍珠港：警示与决策》。如沃斯代特所解释的，有很多迹象表明日本将于1941年袭击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属地，例如富有石油的荷属东印度。针对美国驻夏威夷海军的袭击，会是日本在袭击荷属东印度、缅甸或马来亚时保护其海军东侧翼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策略。造成预警信息被忽略的部分因素包括：某些前见（先入为主的偏见），针对不确定的危险采取有效防卫措施的成本和困难，以及缺乏一种用以搜集、筛选、分析来自很多渊源的预警信息并把它提交给政府决策层的机制。要保护所有可能遭日本侵略袭击的目标，成本会极为高昂，而且势必会影响我们针对德国的战争准备，而后一战争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否认日本的威胁，是一种为避免面对防御日本侵略的巨大苦难而产生的心理诉求方法。

类似的原因造成了留意2008年金融危机预警信号的困难。尽管不少知名的商界领袖、经济学家和金融记者几年来一直在警告，我们的金融机构资金杠杆比率过高，但他们的警告对政府官员、股票市场或一般公众几乎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2008年9月，伯南克和保尔森——二人加起来，全权掌握着美国经济政策——让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了，他们当时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后果：世界范围的信贷冻结，以及股票价格跳水。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前，人们甚至连经济衰退与否都不能确定；在它倒闭之后，就感到有可能出现一场经济萧条。然而在10月的时候，伯南克和保尔森仍旧坚持认为银行业的问题是流动性不足，而非资不抵债。直到11月下旬，美联储才推出一项应对经济萧条级别的贷款计划。如果2008年秋天的拯救努力在贝尔·斯登公司倒下的时候就做出的话，这场经济萧条的脚步可能在六个月之前就会被遏止。但是到了这时候，一场经济萧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银行救助计划不可能在宣布那天就产生效果。开始适应严峻的经济紧缩之预期的厂商和消费者不会在经济救助计划宣布的那一刻就立刻转向；他们不知道救助计划何时能产生实效，也不知道其生效条件和后果是什么。他们现在仍然不知道。

第四章　为什么经济萧条未被预测出来（2）

为什么在时机还来得及的时候，警告和警示信号都被忽略了？即使不相信，至少也应该调查一下啊？前见起了作用。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感到受诱惑、实际上是不可抗拒地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立基于理论前见、世界观、意识形态。实际上，头脑保持白板状态是不理性的；那意味着抛弃有用的知识。但是，由以往经验所形塑的前见可能妨碍人们对新挑战的应对。如果政府官员，以及他们特别倚重的经济学家，那时候对市场恢复的信心少一些的话，他们可能就研究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了，以寻求市场失灵的警示信号。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以及共和党总统们愿意任命的那种官员，都特别信奉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教导人们，竞争的市场总体上具有自我矫正的能力。这些官员及其愿意咨询的经济学家们不愿把市场设想为一种可能在无法预测的情况下奇怪地突然发作的癫痫病人。

贝叶斯决策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人们拥有的决策依据不足，先在的信念就会影响决策者对新情况的反应——而且应该如此，但条件是前见必须立足于现实。我已说过，前见中包含着知识。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之外的前见也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塑造，例如脾性、个人和家庭的历史、重要的生活经验、宗教信仰、种族。这些因素在商人身上的作用有限，因为竞争会惩罚那些基于意识形态做出的商业决策。政治和学术也有竞争性，但这两个行当的从业者却不受底线的严苛规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