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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喜悦，吴姨已经来到了男人的面前，男人说：“我终于见到你了……”吴姨冷漠地说：“回去吧，回到你的生活中去吧……”男人打断吴姨的声音说：“我决定了要陪你一块受难。”吴姨的嘴唇颤栗着，不再说话，她打开了门，让男人进屋，门砰然一声关上了。

男人所说的那个受难的词汇，我记得很清楚，我回到了家，问母亲什么叫受难。母亲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着我说：“谁教会你这个词汇的？”我没回答，然而，这个词汇始终在我眼前晃动不息，晚上吴姨来了，她说她跟我睡几天，她来了客人，房间让客人住了。然而，我没有想到这样一住就是一个半月，那个男人究竟有什么权利占据着吴姨的房间，母亲说那个男人是吴姨年轻时的恋人，错过了与吴姨结婚，现在，吴姨又离婚了，所以又来续缘了。

“续缘”这个词汇与受难这个词汇一样陌生而新鲜，母亲说他们要结婚了，因为相隔原址太远，无法回老家去领结婚证，所以，他们想让母亲做证婚人。他们不想声张，因为任何声张都代表着言辞，由此会带来一系列的麻烦。所以，他们不想解释，只想同我们全家人一起吃一顿便饭就秘密地结婚。由此，我们全家便来到了吴姨的宿舍，那只是一间单人房间，证婚人母亲在我们围坐在小小的餐桌前夕庄严地宣布了吴姨和那个男人成婚时，我们嗅到了一锅鸡汤的味道。

从此以后，吴姨和那个男人住在了一起，在那间房间里，他们没有改变房间的任何色泽，在镇乡公所的人们看来，这个男人就是吴姨的丈夫，所以没发生什么异议，在母亲证婚者的声音宣布之后，一个男人就这样住进了吴姨的房间里，男人转眼在镇上租了一家铺面，修理各种乐器、电器。那时候，这是小镇第一家维修铺子。多少年以后，我才知道，直到吴姨和他丈夫离开小镇之前，吴姨才告诉母亲，她的男人在来小镇之前，放弃了城里的工作，他是一家音乐学院的教师。这也许就是“续缘”的故事，同时也是他陪同吴姨“受难”的故事。他们离开时，我已经感觉到了他们相依为命的手牵手拉着几只箱子，即将回省城去的现实，而此刻，我好像听见了吴姨在唱歌剧，因为她将回歌剧院去。无数年以后，我在歌剧院听到了吴姨的歌声。

1982年　求婚者的降临

1982年频繁的求婚者出现在窗外，我住的窗外就是一条街，因而我推开窗户就可以看到一张张面孔，他们手里夹着香烟，那些源自八十年代的劣质香烟给他们的焦灼带来了烟雾，而透过这层烟雾我恰好可以看见他们的脸。第一个敢于敲开我门的求婚者是一个货车司机，他黝黑的面孔闪烁着羞涩，开始时他并不求婚，他只是到房间里坐一坐，留下几只香烟蒂，当他把香烟蒂摘灭在烟灰缸里时，那时候，我已经悄然地为他准备了烟灰缸了。

我盯着他的脸问自己：他就是那个我想嫁的男人吗？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坐上了他的大货车，从县城出发到省城，他陪我在省城出入商店，当他问我喜欢什么颜色的床单被面时，我才知道，他带我到省城来是来购置结婚床上用品的。我和他坐在省城西站的一家小米线店里吃米线，我盯着他黝黑的脸，他言语很少，但每说一句话都很有份量。比如当他说：“我们的婚期可以定在春天时”。我被罩住了。我和他几乎没有谈过恋爱，他就想娶我了吗？回到县城之后，我决定中断跟他的来往，当他把他母亲留给他的一只玉镯作为订婚礼物送我时，我坚决而低声地说：“我不可能嫁给你。”他愣了一下，收回了玉镯，很理智地自言自语说：“我原以为你已经准备嫁给我了。”他走了，对待生活，对待她的婚姻，他缺乏浪漫，充满现实精神，不久之后，他就结婚了。

第二个求婚者是邓丽君的迷恋者，他经常拎着一台录音机穿过我窗前的街道，当初，他认识我已经很久了。直到他拎着录音机出现在我的门口时，我才回过神来看着她，当时我正站在走廊把我从洗衣盆中拎出来的水淋淋的衣服准备拧干，然后用衣架撑起，晾晒在铁丝上，他站在一侧，微笑着看着我说：“你真漂亮。”而他的录音机正在播放着邓丽君的歌曲……那个时期，这种梦想有些奢侈，即使是这个邓丽君歌迷手中的这台录音机也是单位的，他在单位负责工会工作，所以有权利支配一台录音机。从这一刻开始，他似乎抓住了我的弱点，总是在黄昏或一个周末的午后拎着录音机到我房间里来，有了邓丽君的歌曲弥漫，房间里似乎就充满了一种气氛：它纷乱而迷惑，它跳动着微光之中的火苗，它灼热而飘渺。

而当他终于在一个黄昏试着抓住我的手时，我突然喘着气说：“我并不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