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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

“群体治疗？”

“没有。”

“音乐治疗？”

比利看着法官，“他们带我们进入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架钢琴，我们被要求坐在那儿，房里没有医师。我们只是坐在那儿好几个小时。”

“你对麦弗德医师有任何信心吗？”戈爱兰问题。

“没有，他开Stelazine给我服用，那种药让我混混沌沌的。”

“你如何描述自己受到的治疗？”

“当我到达那儿时，被送进廿二号病房，一位医师对我非常粗鲁，我就去睡了。”

“比利，你什么时候才知道自己有多重人格的现象？”

“哈丁医院。但是，直到我在雅典心理健康中心看到录影带，我才真正知道。”

“比利，你认为这种现象为什么会发生？”

“因为我继父对我做过的事。我不想当自己，我不想当威廉。密里根。”

“当你转换成了另一种人格时，你可否举个例子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有一天，我正站在我房里的镜子前刮胡子。当时我有很多困扰，才刚搬到哥伦布市；而且我并不是在很和谐的气氛下离家的，所以那种滋味不好受。我站在那儿刮胡子，突然就好象灯被关掉一样，四周变得很平静。当我张开眼睛时，发现自己正坐在一架喷射客机上，我真的是吓坏了，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直到飞机降落，我才知道那儿是圣地牙哥。”

法庭上鸦雀无声，法官很专心的在听，负责录音的小姐抬头望着比利，嘴巴大张，两眼露出不可置信的神情。毕大卫站起来进行交叉询问。

“比利，你为何相信郭医师而不相信利玛医院的医师？”

“从我第一天见到郭医师开始，我就对他有一股很奇怪的信任感。一年多前，当警察载我去那儿时，手铐铐得我很紧。”他将手上的手铐举起来给大家看，现在的手铐铐得很松，“郭医师指责他们铐得我太紧了，要他们将手铐打开。我很快就知道他是站在我这边的。”

“在利玛医院里，如果你合作的话，不是会有更好的治疗吗？”毕大卫问。

“我无法自我治疗呀！”比利说：“A病房好象是菜市场──人来人往的。在雅典医院，我也曾有过恶化的经验，但我必须学习如何自我纠正，院方人员也知道如何处理──那不是惩罚，他们重视的是治疗。”

最后，毕大卫说，站在州政府的立场，只需证明当事人是否有精神病、是否必须入院，不需证明诊断过程如何。他还说，目前唯一的最新证词是来自郭医师以及麦弗德医师。郭医师强调比利有精神病；麦弗德医师则说，利玛医院是治疗此患者最少限制的环境。

“我请求庭上，将当事人安置在利玛医院。”毕大卫说。

汤普森律师最后辩论中指出，今天出席法庭作证的证人，全是精神医学界上的权威，他们全都同意当事人是多重人格者。“这件事一旦确定之后，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治疗他？”汤普森继续说：“依目前比利的精神状态看来，上述的专家们同意，他应被送往最适合的地方──雅典心理健康中心去接受治疗。他们也全数同意，这必须是长期的治疗。10月4日，比利被转移到利玛医院，负责治疗的医师表示，他不必参考以前的病历，而且该医师做下的结论是，比利对他自己与其他人是一种威胁。请问，他是如何做出这样的结论的？依照以前的判决，法官先生，以及目前在公听会上所提出的可笑证据，麦弗德医师说比利有反社会行为倾向，还说比利并无改善的迹象；明显的，麦医师并非多重人格方面的专家。真正的专家意见，都倾向于支持比利。”

法官宣布，十天之内会做出决定。在此之前，比利仍将留在利玛医院。

1979年12月10日，法院做出以下的判决：

（1）被告的思想、情绪、理解力、适应力、记忆力均处于相当混乱的状态中，导致损害他对现实的判断、行为与辨认，因此诊断被告为精神病患。

（2）被告的精神病属多重人格。

（3）被告为精神病患，本庭令其入院接受治疗。由于被告患有精神疾病，从最近自杀事例看来，他对自己可能会造成身体上的伤害；同时，他近来的暴力行为，有可能影响周围其他人员的安全。因此在保护他人与他本身的前题下，入院治疗是刻不容缓之事。

（4）由于被告患有精神病，可能对自己以及别人造成伤害，因此必须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