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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追求在二书中都是相互关联的，都导致死亡。哈里预感大祸临头，和乔·克里斯马斯的预感是一回事（“我要出事了”），和夏洛特的最深处的直觉——

“爱即是苦、苦即是爱”——是一回事。夏洛特相信只有爱情值得献身，所以嘲笑妥协，但是她知道挚情追求的天堂总是在伤害的彼岸。

结构已不寻常，对每个主要人物的模棱两可的语气使《野棕榈》更形复杂：既同情又讽嘲，偶尔是既怜悯又卑视。结果如克林斯·布鲁克斯所指出，“过分复杂对小说不利”。要理解这部小说，需要看一下写作时的悲愤心情：肉体伤痛、婚姻和生活中的不如意。写到一半时，福克纳甚至认为一连几个月的“疼痛和失眠”下来，自己都快疯了。书成后不久，他写信给罗伯特·哈斯说：195　“这6　个月来，一直生活在家庭纠纷和背痛并发的特殊环境中，不知道这部小说是好，还是胡说八道。我好像坐在墙的这一边，纸却放在墙的另一边，执笔的手是在墙上捅个洞在漆黑中摸瞎写的，根本看不见纸，不知道笔是否写在纸上。”显见写作《野棕榈》时，伤痛、心碎和生活问题交加。人们自然会把伤痛归诸于背伤，把心碎归诸于梅塔，把家庭纠纷归诸于埃斯特尔；这也是事实。但还有其他的危机。

1937 年冬天，福克纳常常成小时地陪埃斯特尔的女儿维多利亚谈天、朗诵诗歌给她听。维多利亚生下第一个孩子才几星期，便遭丈夫遗弃，她几乎绝望。多年后她回忆说，是福克纳帮助她恢复过来：“是他使我活了下来。”她说。很可能在劝说过程中，福克纳不仅帮助了维多利亚，也帮助了自己。在阿尔贡昆时，他觉得有一种同灾祸调情的本能，此后几个月的文字中历历可见疑虑惊愕的迹象。哈里·维尔伯恩自称画家，令人回想起埃尔默和福克纳自己的早期。哈里对待自己为通俗杂志写低级小说的态度，反映了福克纳对待自己写商业小说和在好莱坞工作的保留看法。

夏洛特有不少地方像梅塔，也令人回想起福克纳以前几部小说中的女人以及他自己生活中的几个女人，特别是海伦·贝尔德。夏洛特幼时的烧伤固然同福克纳最近的灼伤有关，但也同海伦幼年受的伤密切呼应。夏洛特和海抡一样，身上有几处烧伤的疤痕，也和海伦一样“不待人家发问”便主动告诉人家。

再说，这部小说虽然怀着由衷的赞慕刻画夏洛特坚强洒脱，但也表现出对女人的深刻怀疑和怨恨。对夏洛特的偷情天才不乏贬意，同高个子罪犯心底深处的信仰相似：女人喜欢罪恶、喜欢勾引男人犯罪，在小说的每一个节骨眼上都能本会到。

夏洛特一命呜呼，高个子罪犯的和哈里都鎯铛入狱，主要为了同女人搞在一起，小说中的男人渴望早日退出性爱、退出生活，这是在女人的追逼下避免毁灭的唯一出路，退隐向福克纳招手已多年，表现在霍拉斯·本博和盖尔·海托华这些人物身上。

到了30 年代中，退隐的念头更是时常浮现。几年后，他说“安德森当初如果做了和尚，可能会快活些，”“遁入隐修院……没有人能伤害他。”几年前买下山揪别业时，肯定有把它当作避风港的意思，还在其中造一个更深的隐修所——一间朴素得像僧侣住的小房间，全部属于他一个人。《野棕榈》开写前不久，他作好扩建这所圣殿的准备工作，后来亲自动手，一半为了保护自己的私密。他在其中坚持过正经而庄重的生活。他曾在另一处说明自己的理想始终是“南北战争以前的雍容华贵的风格”。然而，他的另一半不甘心隐居和退缩，所以继续去约克那帕塔法和外部世界。他最大的恐惧是：艺术家不愿面对“机会和境遇”。他久久地同恐惧斗争，特别是对女人的恐惧，他希望有经济保障、不用为钱操心，但比起对女人的恐惧来，算不了什么；至少在实践中求之而不得时可以回避。

他历来想当运动员、猎人、飞行员、诗人和情人。1938 年2　月写《野棕榈》时，又实现了当农夫的愿望。他买下320　英亩的农场，称之为绿野农场。他和W　·B·叶芝一样，对死的意识越强，求生和写作的欲望也越强。置身于心碎、悲痛或者痛苦与一无所有之间，他宁要心碎、悲痛和痛苦。他比夏洛特和哈里更加矛盾：半个他要创作一部讴歌爱情、不惜为之付出一切代价的小说，另一半坚持把代价抬得极高。和夏洛特、哈里一样，他不得不一路作出牺牲。他把社会、体面，求得社会批准的希望、理性、求生存、求自由的希望树立为爱情的对立面。因此，《野棕榈》的理想比它的策略还要极端化。

书中的爱情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