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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在做工，农民照旧在种田，学生们没事情干了，逍遥。那时节连个正式的政府都没有，自由到百无聊赖。我们还是天天往学校里跑，侃大山，传小道消息，从图书馆偷书看，游野泳。青春意识也萌动啦，如果一伙男生走在路上，迎面来了一伙女生，那就——都紧张得如同大兵压境，谁都不说话，喘气也有点儿急。像现在的新人类打情骂俏、钻小树林、书包里带避孕套，那我们不敢，那时候是流氓分子才那么干。如今流氓不叫流氓了，叫新人类了，但我们也老了，老到快要不算人类了。

可是，好日子在1968年冬，突然结束了。12月22日，三九严寒，喇叭里的声音又开始震荡山河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弄再教育，很有必要。”得，二话别说，学生哥，走吧。

那时候的孩子，傻呀。现在的少壮学者们说起这件事情，心都在流血，可我们那时候乐着呢。再见吧，学校。再见吧，头脑僵化的父母。儿女们就要远游了，一去不复返。父母呢，那时候也傻，不知道这一送就把孩子给送地狱里去了。那时候一帮孩子，初中一年级的程度，数学才学到二元二次方程，物理、化学一窍不通，文学水平仅仅能做顺口溜，肩不能担，手不能提，这不就是废人一个吗？把这样的孩子送到农村干苦力，那不就是毁你没商量吗？

可我们那时候犯愁的不是这个，是谁跟谁一块儿下去。那时候，其实是挺自由的，谁跟谁组成集体户，全凭自愿。就是说，你可以自愿选择同伴，现在的少壮学者，起码还做不到能自由选择同事，但我们那时候能。虽然那时候哈耶克的光辉还没开始照耀中国。

我和我们班的几个同学，在即将下乡的前夕，突然陷入了大尴尬。那时候班级里有30来人，有10来名不跟本班同学结伴，自己想办法走了。其余的，有10来名老爹是干部、自己也曾经是班干部的，组成了一户，可以称为“精英户”吧，也走了。最后剩下10来个，没人要了。

组户是秘密进行的，组织好了以后，跟工人宣传队和班主任一说，当即就获批准。那时候学校有工宣队，大老粗也来管学校，不过这帮爷们儿还算文明，都戴着白线手套，跟山本五十六似的，很利索。工宣队也替精英们保了密。等精英们一走，我们这些臭鱼烂虾才知道内情，都懵了，敢情造反造了半天，精英还是精英，白丁还是白丁，革命党人终究是不要阿Q的。愤怒、屈辱，笼罩着年轻的心，大伙郁闷了好几天。家长也跟着急——我们的孩子怎么没人要啊？

革命形势却是刻不容缓，1月底之前，各中学所有的学生都要走完。臭鱼烂虾们更绝望了。

这时候，班主任出手相助，先联络好了六个男的臭鱼，两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两个工人家庭出身的，两个小市民家庭出身的。又帮助我们联络好了四个女的烂虾，全是工人家庭出身。男女鱼虾们一凑，虽然彼此都不甚满意，但同仇敌忾，管不了那么许多了。当场立盟，同生共死，杀奔农村。

那个时候工宣队也是高效率，比给加西亚送信的那傻冒儿差不了多少，立马下乡去给我们踩点。好地方都给先下的集体户占了，工宣队是真急了，先北上前郭尔罗斯，回来后跟我们直摇头，说：“不行，太穷，盐碱地。”然后又跑。两天后，喜讯传来：在东南方向的延边自治州、也就是长白山下，找到了一块宝地。

男臭鱼“小迷糊”最先知道的信息。那天我们正在操场上，小迷糊跑过来，喜形于色，拿笔在手心上写给大家看：“延边敦化县官地公社东甸子大队十小队”，大伙像抢橄榄球似地围着看，完了就回头去找地图，确定方位。那兴奋，简直就像当年有志青年找到了……行了，不说了。那时候的孩子，蠢啊，该哭的时候，都高兴的像摸奖摸着宝马车一样。

从此，这个“官地”，这个“东甸子”，在地图上处于郁郁葱葱一脉绿色上的圆点，就成了我人生的第一个驿站。

我们是1969年1月17日下的乡，在此之前的一个多星期，是我们东甸子集体户臭鱼们极度亢奋的时期。我们有联络站，联络站设就在龚本辉家里。老龚体魄健硕，但手脚却不大灵，体育上不行，也是个废物。他老爹是军医大的教授，这个出身很微妙，既臭又香，但终究被精英们抛弃，跟我们混到一起来了。他气不过，要干一番给人看看，自然成了我们一伙的头儿。在风情方面，他开化得又比较早，已经谈过两年恋爱，因此负责跟女生联络的也是他。女虾方面也有个头儿，叫关美玲，人如其名，漂亮得让人不敢直视。男女鱼虾们在严峻形势下，早已抛弃了封建礼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