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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的世界。

数月之后，我接到一封信，很短：“还记得七二一医院吗？”

我马马虎虎地往下看。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大街上寻找你的眼睛。”

我一下坐直了。

“有一次我认为一个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问：‘是你吗？’对方很惊慌。直到在电视上看见你，我才知道你是谁，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

他在最后说：“你会觉得好笑吗？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

非典结束了。

第三章　双城的创伤

进“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有个小姑娘冲我乐。一只发卡斜在她脑门上，耳朵上戴四五个滴哩哩的耳环，挂着两条耳机线，走哪儿唱哪儿，一条短裙两条长腿，叽叽呱呱，你说一句她有一百句。

她二十三岁，痛恨自己的青春，尤其见不得自己的红嘴唇，总用白唇膏盖着，“这样比较有气质”。哦，这好办，我叫她老范。她挣扎了一阵子就顺从了。

这姑娘大学毕业自报家门来应聘，领导每次开口问问题，她都立刻说：“你先听我说……”张洁估计是以一种对女儿般的容忍，让她留下来的。

“我是三无人员，”她说，“无知，无畏，无耻。”

我心想，你真是没吃过亏啊姑娘。

她还挺会为自己找理论依据的：“有句话叫‘阴阳怕懵懂’，我就是懵懂，嘿。”是，瞧她找的题：一周之内，同一班级五个小学生连续用服毒的方式自杀，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获救的孩子都保持沉默。媒体认为可能是邪教造成的。她到处找人，说来说去，没人搭理，最后找到我。

我不相信太邪门的事，我更感兴趣那个沉默的原因。

张洁看着我俩，心知这种节目多半是白花钱，平常选题都得有个七八成把握了才出发，不然徒手而归成本太高，但他是个对姑娘们说不出个“不”字的领导。“去吧，省点钱，别双机了，也别带录音师了，一个摄像就够了……哎哎，也别带大机器了，带台DV。”他说。

从机场出来打车，师傅姓毛，一脸西北人的清刚，车上放着一盘邓丽君，他听了好多年，放的时候像钢丝似的。我和老范摇头摆尾地跟着合唱《偿还》：“沉默的嘴唇，还留着泪痕，这不是胭脂红粉……”毛师傅从后视镜里看我俩一眼，又看一眼，乐了。

西北壮阔，赤金的油菜花开得像河一样，没完没了。青苍的山转过一弯，还是。

我说我也喜爱美剧《老友记》，陪我多少年。老范“哈”一声扑上来，摇得我披头散发。

同行说当地政府不支持媒体采访。趁着月黑风高，我们找到最后一个服毒的小杨家。

武威在河西走廊，古称凉州，双城是这西部边塞的一个小镇，三万多人，过了晚上十点，只有几户灯光。小杨家灯是亮的，院子里一块菜地，堆着化肥，一根水泥管子上晾满了鞋。父亲醉酒刚回，红着脸，粗着脖子敞着怀，说不清话，母亲坐着一句话不说。我们刚坐下，大门“咣”一响，来了五六个当地大汉，不说是谁，要赶我们走。老范跟他们吵人权和新闻自由，双方驴头不对马嘴，倒是能互相抵挡一阵子。

我抓住机会问小杨：“你愿不愿意和我一块回武威，回我们住的酒店采访？”那男孩子之前垂着细脖子，只看到两弯浓眉毛，一直不说话。我不抱指望地问了这么一句，但他说：“我愿意。”

我蹲在地上，有一秒钟没回过神，居然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看过你关于非典的报道。”

几个月前做非典报道得到的所有荣誉称赞，都比不上这一句。

回酒店的路上，毛师傅老到得很：“后面有车跟。”我们往后看，普通黑桑塔纳，只有一个司机，后座上没人。

我们在酒店下车。第二天，毛师傅来接我们，说昨晚我们走后，桑塔纳上下来两个人，上了他的车，问：“刚才那几个人是哪儿的记者？”

毛师傅直接把车拉到110，把两个人卸在警察那儿，回家睡觉去了。

后来知道这俩人是镇长和他的同事。我们去找：“这事儿还用这么躲闪啊，跟你们又没啥关系。”

镇长心一下就宽了，把遮着半边脸的大墨镜摘了。

我奇怪：“当时我怎么没看见你们呢？”

他得意：“哎呀，你往后一看，我们两个立刻倒在后座上。快吧？”

采访小杨，他不肯说什么原因。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