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部分(第3/4 页)

乡，憎恨日本侵略者，她每天都托人给家里写信，一个月的工钱几乎都花在买邮票上了。《残雾》第一幕开始，刘妈正在对洗家的人述说自己的不幸，洗太太已经听她说过多遍了，制止她的叨唠，刘妈说：“我是心里真难受哇，太太！要不然我那能这么贫嘴恶舌讨人嫌！”这个出身于农家的女仆，朴实，真诚，她的语言虽极平常、明白，却都从肺腑中来。而洗太太向刘妈述说自己的不幸，却不象刘妈那样，直说自己心里如何难受，而是说：“你丢了家，我在家里头把家丢了！”洗太太是大学毕业而以作太太为业的，她“想独立而无毅力，受压迫又欲反抗”，她一方面是一个官僚家庭的阔太太，另一方面，由于丈夫喜新厌旧，冷眼相对，她又饱尝了生活的苦头。“我在家里头把家丢了”，她能讲出这样含意深刻的话，是符合她的文化教养的，也是和她眼前的不顺心的生活处境十分合拍的。老舍说，《残雾》“对话中有些地方颇具艺术性——不是板板的只支持故事的进行，而是时时露出一点机智来”（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老舍生活与创作自述》。）。从上面所举洗太太的语言中，即可见出《残雾》语言机智的特点。

《残雾》的演出，增强了老舍进行剧本创作的信心。一九四○年初，应回教救国协会的要求，老舍与剧作家宋之的合作，创作了四幕话剧《国家至上》。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创作中，写少数民族的作品是很少的，《国家至上》在抗战的背景下，描写回族同胞的生活，题材很新颖。剧本的思想内容，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首先，它歌颂了回族人民的优秀品德。张老师勇敢、爽直的性格，黄子清豁达、恢宏的气度，张孝英善良、美好的心灵，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回族悠久的文化传统，反映了回族人民可贵的、美好的品德。其次，表现了回汉合作，团结抗战的重要性。这是剧本的主题。在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从来就有一个民族之间的团结合作的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问题更具有尖锐性。《国家至上》通过回教老拳师张老师在团结抗战一事上所经历的曲折变化，宣传了消除民族隔阂、宗教隔阂，团结一致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大意义。这在当时，很有教育意义。正象一篇评论所说：“是的，我们只有加强团结，才能抵御外侮；我们只有协心同力，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在‘国家至上’的原则下，个人间的私仇算了什么？宗教间隔阂算了什么？‘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一句简单而又平凡的话，却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的心弦！”（注：廷斌：《■谈——〈国家至上〉》，1940年4月7日《时事新报》。）

老舍将这个戏称为“宣传剧”，那时的“宣传剧”自然都是宣传抗战的，但是《国家至上》和《放下你的鞭子》一类的“宣传剧”又不相同，后者因适应街头演出的需要，故事单纯而集中，而且并不侧重于塑造人物，只要能将人们的抗战情绪鼓动起来，产生直接的宣传教育效果，人物和故事是宁可失之于简单的。《国家至上》则不然，尽管作者在动笔之前，就有明确的宣传目的，但剧本并未将宣传简单化，作家既将剧本看作宣传工具，又没有忘记它是艺术。这突出的表现在，《国家至上》从生活矛盾出发，精心地组织了戏剧冲突，塑造了几个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形象，主人公张老师的性格就写得很突出。这位“名驰冀鲁”的回教老拳师，勇敢过人，“壮年时，曾独立灭巨盗”，但他过于自信，易冒险。他严守教律，重义气，但又固执偏狭，对自己的过失，他有时也能感到，但为“示个性之强”，宁可在“半夜里蒙上头哭一大场”，也决不会在行动上改过。他痛恨日寇，但他并不明了抗战是全体民众的事业，不认识团结合作抗战的重要意义，甚至轻信了汉奸的挑拨。在和日寇的一次交战中，他不顾别人的劝告，单独抢先出击，受了重伤。血的教训使他醒悟了，临终前发出了“回汉得合作”的感慨。作家从生活出发，比较成功地写出了一个复杂的性格。从而也就能够富有说服力地给人以启示：抗战是全民的事业，只有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才会有真正的力量，单凭个人的武艺与胆量，单靠个人冒险，是行不通的。

由于主题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人物刻划也较为成功，《国家至上》写成之后，曾在重庆、昆明、成都、大理、兰州、西康、桂林、香港等地演出。“在重庆上演，由张瑞芳女士担任女主角；回教的朋友们看过戏之后，甚至把她唤做‘我们的张瑞芳’了。”（注：《闲话我的七个话剧》。）可见它的演出效果是相当好的。

除《国家至上》以外，一九四○年，他还创作了四幕话剧《张自忠》和三幕话剧《面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