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部分(第3/4 页)

活、作品都始终是在小资产阶级里绕圈圈”，对工农兵“缺乏接近，缺乏了解，缺乏研究，缺乏知心朋友，不善于描写他们”，这又使他“真发了愁”。这种“愁”，是一种严肃的自我解剖，是寻求上进的自我策励。他决定了自己的态度：不自暴自弃，而要在马克思主义里，在毛泽东同志的指示里，“找到自己的新文艺生命”。所谓“新文艺生命”，就是为新社会歌唱，为人民歌唱。如何将这种态度付诸实践呢？老舍认为，当时，他“既没有革命锻炼，又没有足够的思想改造学习和新社会生活的体验”，所以，不能冒冒失失地写大部头的作品，他决定先写通俗文艺。因为“通俗文艺，象快板与相声，篇幅都可以不求很长，较比容易掌握”，他认为，用这种形式歌颂新社会，“认识多少，就歌颂多少”，十分灵活。

本着这种严肃的创作态度，老舍在回国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至少写了这样三篇通俗演唱作品：《过新年》（太平歌词）、《生产就业》（鼓词）、《别迷信》（鼓词）（注：均见老舍：《过新年》。）。《过新年》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歌颂了党领导人民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感情饱满，辞句流畅。《生产就业》写的是北京一位三轮车夫，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携全家到农村垦荒务农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老舍一方面赞颂了人民政府关怀群众生活的好作风，一方面也为城市闲散劳力解决就业问题指明了出路。《别迷信》通过农民王老二为巫婆所骗，致使妻亡家破的故事，说明了破除迷信的重要性。老舍所写的这些通俗演唱作品，大都有明确的宣传目的，所反映的问题，都与人民群众的实际生活有密切的关系，而且配合了党和政府在一个时期内的某项具体工作，对人民群众，有直接的教育作用。为写这些通俗作品，老舍往往要去调查许多材料，还要弄明白政治思想上的要求，这样，一来二去，他对新生活的了解，对新社会发展变化的了解，就逐渐加深了。随着思想认识的深入和生活积累的增多，他在继续写作通俗文艺的同时，开始构思和写作剧本了。

他回国后写的第一个剧本是五幕话剧《方珍珠》。这个剧本从北京曲艺艺人生活的角度，来写新旧社会的对比，通过对比，歌颂党领导下的人民的翻身解放，歌颂如旭日初升一样的新中国，显示了老舍作为新生活的歌者的高涨热情。剧本的前三幕，写艺人解放前受压迫的苦难生活，它以主人公方珍珠的生活命运为中心展开戏剧冲突，布局合理，场面、事件、人物的穿插，均有自然而匀称的配置与严密的缝合，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后两幕写艺人解放后翻身作主人的喜悦。这两幕戏，在剧情的发展上离开了方珍珠这一中心人物，缺乏集中、统一的结构线索，显得松散，影响了整个剧本的艺术完整性。《方珍珠》的前三幕在题材、情节上，与《鼓书艺人》有相近之处，剧中的主要人物，多数可在《鼓书艺人》中找到他们的影子。破风筝与方宝庆，方珍珠与方秀莲，以及连姓名都没有变化的方太太、方大凤等，虽是两部作品中的人物，但性格都很相近，甚至完全一致。胡洁青同志称这两部作品是“姊妹篇”（注：胡洁青：《写在中文译本〈鼓书艺人〉之前》。），是很确当的。

《方珍珠》写于一九五○年夏天。在创作这个剧本的时候，无论是构思准备阶段，还是动笔写作阶段，老舍都曾广泛地听取文艺界一些同志与友人的意见。凡是正确的有益的建议，他都积极地采纳、吸收。例如对方太太，初稿未写她的转变，友人建议给这个人物一点希望，不要使她顽固到底，老舍觉得这个建议能够增强这一人物形象的教育意义，于是就在第五幕中写了方太太的转变。再如，有的同志提出，剧中的国民党特务分子向三元应在舞台上受到惩罚，以快人心，老舍也照改了。当然，对于那些不合理的意见，他也是有主见的，不随风倒。所有这些，都显示了老舍的谦虚、认真的创作态度。

《方珍珠》完成之后，老舍紧接着就开始写作三幕六场话剧《龙须沟》。《龙须沟》同《方珍珠》在主题上有相似之处，即都是以北京为背景，写新旧社会的对比。老舍对旧北京十分熟悉，回国之后，目睹北京在各方面日新月异的变化，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与狂喜。他说：“我是北京人，知道一些北京的事情。我热爱北京，看见北京人与北京城在解放后的进步与发展，我不能不狂喜，不能不歌颂。”（注：《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因而，这两个剧作，就形成了一致的特色：采用新旧对比的方法，歌颂北京的变化，表达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感激之情。如果说，《方珍珠》在处理这一主题时，存在明显的前熟后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