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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十四）二十年代之后，随着蒙古帝国内部日增的腐烂，各地民变更不可遏止。四十年代时，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这比六世纪北魏帝国领土的民变，超过十倍，可看出蒙古统治者比鲜卑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更要严重。遍地战乱一定引起灾荒，旱灾果然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逼人发狂，互相袭击烹食。一三四四年，黄河又在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向东倾泻，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直入黄海。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在千百个群众领袖中，以下页表中所列六个人物，给蒙古统治的伤害最大：

上表显示出两个特征，第一、群众领袖都是平民出身，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第二、推翻蒙古统治的，只有民变而没有政变和兵变，说明在蒙古帝国里，政权、军权都在蒙古人手中。蒙古人认为仅此一点，汉人就无可奈何，料不到民变一旦发生力量，跟政变、兵变一样地具有摧毁性。

正当汉民族革命排山倒海而起之际，蒙古帝国政府却在决策上犯了一项错误，即引使黄河恢复故道。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一三五一年，征调民夫十七万人，用五个月工夫，把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堵塞，使黄河仍向东北流入渤海。这本是一件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沸腾的年岁中，把十七万满怀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逼征调，集中在一起。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而任他们向四方流散。刘福通早就命他的教徒，刻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河南兰考东北）附近。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的时候，人心大为震动。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分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主力。红巾，跟二世纪的黄巾一样，是刘福通抗暴力量所使用的一种标帜。

就在同年（一三五一），群众领袖之一的徐寿辉称帝，建立天完帝，占领长江中游，派军进入江南，扫荡蒙古势力。刘福通于一三五五年，迎立白莲教故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建立韩宋帝国，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整个中原进入掌握。

白莲教是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以反抗暴政为重要宗旨，就是韩山童开创的。韩山童曾宣称：“白莲花开，弥勒佛降世。”设立白莲会，吸收信徒。

——关于汉人的抗暴革命，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据说，刘福通最初在颖州（安徽阜阳）发动民众暴动时，因蒙古“甲主”监视严密，汉人既不能聚会宣告，又不能派人逐家传递消息，无法约定同一时刻举事。于是刘福通请“甲主”准许向家人分送像月亮一样的圆形甜饼，称为月饼，以便汉人为大汗祈福。“甲主”允许了，而月饼中夹有中国字写的字条：“八月十五日杀鞑子。”汉人准备妥当，当晚夜半，所有“甲主”和他的家族，都死在汉人棍棒之下。

——金帝国和蒙古帝国崩溃时，凡在中国的女真人和蒙古人，几乎全部被汉人屠杀，连怀中的婴儿都被摔到石阶上，脑浆迸裂，作母亲的还没有哀号出声音，已死于乱刀之下，凶惨不忍卒睹。然而这是可以理解的，汉人所负的是民族深仇。女真和蒙古统治阶层的残忍屠杀，举世皆知，对被称为“蛮子国”的汉人，更加轻蔑。像兴化（福建莆田）不过一个小城，上世纪（十三）蒙古兵团攻陷它，全城男女被屠之后，就血流有声。侵略者必须付出代价，即令本身没有付出，后裔也要付出。这种付出使人对佛教的因果报应，发生联想，会禁不住悚然叹息。

韩宋帝国宰相刘福通是反抗蒙古统治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毫无私心地用他新兴的武装力量，打击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蒙古帝国。一三五八年，他于攻陷开封（河南开封）作为首都后，即向蒙古发动总攻，分三路进兵。东路由大将毛贵率领，攻山东省；西路由大将白不信率领，攻陕西省；北路由大将关先生率领，攻上都开平（内蒙古正蓝旗）。东路兵团于扫荡了山东省蒙古人的势力后，直指大都（北京），挺进到距大都只五十公里的柳林村蒙古第十八任大汗脱欢帖木儿，一个标准的亡国型君主，手足失措，准备放弃大都，向北逃亡。但宰相拓拔太平（即汉人贺惟一）坚持固守。毛贵攻击不顺利，孤军不能久留，仍退回山东。西路兵团深入关中（陕西省中部）后，战败溃散。只北路兵团势如破竹，穿过山西，摧毁蒙古所有抵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