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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都是看法基本一致，态度雷同。

张奚若是追随孙中山干革命的老同盟会员，为人正直，敢说，敢批评，甚至公然敢在大型*上点名批评蒋介石；但个性特强，喜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一般情况下不愿和他人同谋合作。吴晗和闻一多为此多次双双登门拜访，商讨国是，拉他签名，争取他的合作，甚至暗中为他代订《新华日报》。

1946年春，美国加州大学来函，邀请闻一多去该校讲学，闻一多除在家里同夫人、孩子商量去不去之外，还向朋友们征求意见。其中，吴晗同他的想法最接近：和平正处在千钧一发的极端危急时期，此时此刻不能远离祖国，跨海越洋跑到美国去，要留在国内，为和平进行最后的斗争。

1946年6月，郭沫若应邀去苏联参加苏联科学院成立220周年纪念会，途经昆明，闻一多与吴晗、光未然联袂在冠生园与郭沫若会见并设宴宴请。

他们两人甚至连上当、中计都一起上钩，干出傻事来。1945年初春，特务刘健群奉蒋介石之命到昆明对李公朴劝降失败后，故意让三青团在大字壁报和标语上散布谣言说“李公朴已被收买，即将赴渝出任要职”。闻一多、吴晗，还有楚图南信以为真，怒气冲冲跑到李公朴家，拍着桌子质问李“为什么出卖民盟”，不容分辩地把李痛斥了一通。事后经光未然解释，才知道原来中了敌人的挑拨离间计，李先生根本没有答应去重庆任要职，“*者”又连忙去向李先生道歉，一场错误的“*”才告终结。

吴晗、闻一多在政治上思想上情感上须臾不能分离，而敌人也总不忘把他们俩连在一起。1946年5月，敌人以“中国*自由大同盟”的名义接连贴出大字墙报，在捏造李公朴“携巨款来昆，密谋暴动”、闻一多“组暗杀公司”等谣言的同时，还把罗隆基、吴晗、闻一多的名字俄国化为罗隆斯基、吴晗诺夫、闻一多夫，诬蔑他们是拿卢布的“俄国走卒”。

闻、吴二位同样经常受到反动派的“关怀照顾”，敌人的情报组织经常秘密监视进步人士，并将有关情况密报他们的上级。其中往往有闻一多也必有吴晗。

1944年8月，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召开了一次教授座谈会，闻一多、吴晗均被邀出席。闻一多在会上公然讲：“现在只有一条路——革命！”吴晗举例批评了许多黑暗现象，并且说：“一切重要的焦点在政治，不在军事。”会后不久，社会上盛传闻一多、吴晗被解聘了。联大地下党派许师谦（笔名王一）前往两位先生家去慰问、关照。闻一多感动得眼泪扑簌簌地掉下来。吴晗瞪大了眼，像连珠炮似地回答：“解聘了，我更自由，我是学历史的，在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亡国时总有些殉国的志士，今天中国到这种局面，也该有殉难的人了，我早就准备好了……”

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出，在昆明的*运动中，随着活动性质的不同，与闻一多一起活动的人可能有所不同，但不管还有谁，其中大多都必有吴晗。可见，吴晗、闻一多关系确实非同一般。

闻一多一生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有些人是朋友，但不是同志；有些人是同志，但没有特别的深交。有些人既是朋友又是同志。吴晗与闻一多的关系就是第三种，而且是在所有第三种人中，关系最好、最密、最深的，并肩战斗的战友、同志。

闻立雕　从“鸟兽”横幅浅析吴晗、闻一多的友谊（9）

人们提到闻一多，往往会想到李公朴，因为当年公朴先生是与闻一多同一时期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史称“李闻惨案”。凡是多少有点文化的人，关心时局的人，提起李公朴、闻一多大概可以说人人皆知；但闻一多是联大教授，公朴先生是社会活动家，两人直接相识较晚，且抗战胜利后李先生主要在重庆活动，所以私交并不很深。

人们提起闻一多也常常自然而然地想起朱自清。朱先生与闻先生都是当代著名的文人、学者，同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毛泽东主席曾经高度赞扬他们两人。因此，人们往往是一提起闻一多，就想起朱自清；或者一提起朱自清，就想起闻一多。但闻一多在世时，朱自清还没有投入*运动，那时，他同闻一多的关系是朋友，尚不是同志和战友。

闻一多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之后，他的择友观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一次他对自己的学生康伣说，当我年轻的时候，整日在苦闷彷徨中，找不到适当的出路。今天有了共产党，你们的青年时代真太幸福了，我羡慕你们。“你看到我这两年变化很大吗？是的，我愉快，健康，不知疲倦，是组织的力量支持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