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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第二年（一八九八），古历的戊戌年，二十九岁的载湉，接见地位卑微的康有为。接着从四月二十三日起到八月五日，一百零三天中，载湉颁发了下列一连串严厉的诏令，实行公孙鞅式的变法：

一 科学考试仍保留，但废除八股文，改用议论体裁。

二 设立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各省原有的旧式书院（专门研究儒家的四书五经，造就科举考试人才），一律改为现代化的中学小学。并创办茶丝专科职业学校。

三 命满洲兵团，全部改用现代化武器，用新式训练。并将汉人组成的绿营兵团，改为警察。

四 撤销叠床架屋的若干中央机构，如詹事府（皇太子宫事务部），通政司（皇宫文件奏章收受处），光禄寺（皇宫供应部），鸿胪寺（属国或外国使节招待部，职权跟理藩院——藩属事条部重复），太常寺（祭祀部），太仆寺（畜牧部），大理寺（最高法院，职权跟刑部——司法部重复）。

五 选派满洲贵族出国游历考察。

六 改良司法部门，改良刑事诉讼法，改革监狱弊端。

七 命各省出版农业丛书，奖励各种工商发明。

除此之外，康有为还建议载湉进行更激烈的下列明治维新式的改革：

一 建立内阁会议制度，由皇帝召见大臣讨论国事（开懋勤殿）。

二 禁止妇女缠足。

三 请载湉率先剪去辫子，改穿西服（断发易服）。

四 请迁都上海，摆脱旧势力，在新环境中改革。

五 借巨款六亿元，改良军队，广筑铁路。

一百零三天中，载湉所作的这些冲击，使全国那些朽烂透顶了的官员士大夫阶层，像被挑了巢的蚂蚁一样，惊恐失措，骇叫奔走，乱成一团。自从十一世纪王安石变法失败以来，中国历史即显示出一个定律，在士大夫政治形态下，任何变法和改革都不可能。以王安石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和崇高的宰相地位，皇帝赵顼又有绝对控制政府的权力，都归于惨败。康有为不过一个新进的小官——工程部科长（工部主事），要他领导负载如此沉重的政府，做出比王安石还要激烈十倍的改变，失败自在意料之中。

变法运动在技术上也发生错误，包括载湉在内，维新党没有一个人有实际的政治经验，他们不先谋求广大人群的觉醒，反而在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能控制局势之前，剥夺了太多人的既得利益，因而树立太多的政敌。像突然间废除八股文，仅此一项就使全国知识分子恨入骨髓，因为在这世界上，除了八股文外，他们再不会其他东西了，废除八股文就等于把他们全都埋葬。像突然间撤销那么多具有。千年历史的古老官署，立刻就触怒依靠那些官署为生的官员和寄生人物，他们散布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制造出愤怒的舆论，看起来北京就像是沸腾了一样。没有做好准备工作而作太猛烈的刹车，会导致车辆翻覆。没有做好准备工作而作太猛烈的改革，会引起暴力对抗。

守旧党的势力事实上比维新党强大百倍以上，儒家学派理学巨头宰相徐桐，就是代表人物之一，他连从洋楼前面走过都不肯，他坚持“宁可亡国，不可改革”。监察部委员（御史）文祥是满洲人，他向载湉警告说，维新党的目的只在救中国，不在救清王朝。文祥的见解供给满族人反对改革的理论根据，他们誓言：“宁把国家送给友邦，也不交给家奴。”家奴，指的是汉人。

皇帝在理论上有绝对的最高权力，但必须获得军队的效忠，载湉也曾注意到这一点，他曾把河北省司法厅长（直隶按察使）负责在天津训练新军的袁世凯，擢升为副部长（侍郎）阶级，并且接见他，建立私人感情。但袁世凯是官场中人物，官场中人物只效忠权力较大的一方，那时中央的军权全部握在守旧党领袖直隶（河北省）总督满族人荣禄的手里，而荣禄正率领王公大臣（包括那些被裁撤的古老官署的高级官员），日夜在皇太后那拉兰儿——载湉的伯母兼姨母身旁，向她哭诉清王朝满族人的危机。而袁世凯又适时的告密说，皇帝载湉将有对那拉兰儿不利的行动。

于是，爆发政变，那拉兰儿从她那挪用海军经费，在北京西北六公里外兴建的豪华盖世的颐和园，悄悄返回北京，把载湉幽禁，下令逮捕维新党。康有为跟他的学生梁启超在英国和日本公使馆掩护下，逃到海外。六名维新党的领袖，包括大黑暗时代中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的谭嗣同，都被以叛逆罪名处决。其他的维新党人，都被贬窜。

那拉兰儿跟十一世纪的反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