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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服刑八年。

在许多案件中，看起来犯的罪行越是严重这个罪犯就越有可能逃脱惩罚。中村正信上校被称作“战略之神”，曾策划了日本的南侵计划。他曾经将中国人的头颅在新加坡展示并且鼓励的场少佐吃敌人肝脏的习惯。他就是逃脱了指控的人之一。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情报机构负责人，查尔斯·威洛比将军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村上校处死了本杰明·帕克上尉并且吃了他的肝脏。但考虑到战后日本共产主义的扩张、中村反共的诚意以及他卓越的策划能力，威洛比使中村成为了战后日本的重要财富、一个值得保护的人物。中村不仅逃避了指控，而且后来还被选进了日本的国会众议院。

或许日本最可恨的罪行就是731部队针对中国实施的生物和化学武器战。麦克阿瑟将军和其他的一些美国军官知道731部队在被俘的美军战俘身上也试验了这些武器并且杀死了他们。但是当这些魔鬼般的医生将基于他们可怕的实验得到的有价值的信息提供给美方以作为换取他们获得豁免的条件时，麦克阿瑟立即同意了这桩罪恶的交易。

1979年14名甲级战犯在靖国神社被秘密地奉为爱国“烈士”；以向战死的人表示敬意。那些灵位中包括像东条英机、松井石根这样的人，就是他们的军队犯下了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罪行。

如今很多人抱怨日本人并没有承担他们在二次大战中的全部责任。通过让主犯逃脱惩罚，通过事后法来扭曲法律，通过隐藏一些日本最骇人听闻的罪行，盟军主观的主持了“正义”，从而使得任何企图更正这个历史责任的做法都显得荒唐可笑。如果希特勒也得到这些美军胜利者的“细心照料和保护”，那么是否普通的德国人民也要被期望着就他的罪行进行反省呢？

1946年，比尔·多兰中尉在关岛奉命监视对父岛列岛的战犯进行审判，那时他刚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这是在整个太平洋地区进行的数以百计的审判之一。这种审判是在金属制半圆拱形建筑中，极度秘密地进行的。

“日军战犯坐在长桌边上”，比尔回忆说。“在每一个囚犯后边都站着一根强壮的海军陆战队士兵。每一个士兵都配有自选的武器：大酒瓶、半自动手枪、肩背手枪皮套、有珍珠状把手的三八特制枪。另外，所有的士兵都带着一个大大的乌木制的棍棒，这种棍棒是一般警察携带的警棍的三倍大。每一个士兵都处于“稍息”状态，背对着人群，两腿叉开站着。他们把左手放在囚犯的椅子上，右手的大棒放在他们的背后。偶尔便携式的发电机也会停止。如果停止的话，小屋的里边完全一片漆黑。出现这种情况时，士兵们会马上把他们的左手从囚犯椅子的背后移到囚犯脖子的后边，他们会把囚犯的身子按下去并且把那根大棒放在犯人的脑袋上。当灯重新打开时，我们可以短暂地看到这一幕。

14名日本军官、士兵和医生作为乙级战犯由一个军事委员会在关岛审判。来自不同服役区的8名美国军官作为法官，美国和日本的民间律师作为被告的辩护律师。乙级战犯的罪名包括谋杀、虐待俘虏、没有给予体面的葬礼和对控制下属的不法行为的失职。海军搜寻过去被指控吃人罪的例子，但是在海牙和日内瓦还没有人想到如何为残忍地吃敌人肉的罪行归罪，因此以“没有给予体面的安葬”的指控被替代了。

比尔·多兰做了一辈子的律师，许多年之后他告诉我：“我读过无数的审判副本，所有对战犯的审判都是这样：一方指控另一方做了什么，另一方予以否定，之后法院来做出决定。这里，所有的证词都来自一方，所有的证人都是日本人自己，他们自己承认吃了人。

在检察官丹尼尔·弗林的开场陈述中，他警告有些被指控的罪行是如此的令人作呕，以至于很久以前人们就认为没有必要直接地针对这些罪行进行立法。这些指控与曾在刑事法院中所听到的最惊人的指控处于同一档次。我们希望再也没有这样类似的案子出现了。公诉人弗雷德里克·萨斯称被告为“没有人性的野蛮人他们以最原始、最残酷的方式撕碎、肢解了我们手无寸铁的兄弟的躯体”。他认为硫黄岛列岛的士兵们是典型的恶魔邪恶势力的代表野心勃勃的日本军队就像危险的疾病一样缠绕着他们的国家，像致命的瘟疫，残酷地在亚太地区扩散开来。

“但是美国人头颅被砍下来、肝脏被挖出来的消息没有被准许传回美国，”比尔说。“海军守卫告诉我，海军不希望家里的人们知道他们的孩子被吃掉了。”

公诉人总共传唤了43个证人：穿着卡其布短裤的堀江少佐是主要的证人。在法庭下，立花将军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