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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厚的中国农民的形象。“多子、饥荒、苛捐、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满怀同情地写出了中国农民所受的苦难。

在小说的结尾，鲁迅表示了他对新的生活的渴望和信心：

我希望他们（小说中的宏儿和闰土的儿子水生——引者）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全家迁居北京以后，鲁迅结束了七八年来独自一人住会馆的生活。住在一起，一起吃饭的，除了母亲和妻子以外，还有二弟一家子，三弟一家子，又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庭了。

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有了《新青年》、《新潮》和一些报纸的副刊作为发表作品的园地，出现了一批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于是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社团。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十二个发起人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茅盾）、蒋百里、叶绍钧（圣陶）、郭绍虞、孙伏园和许地山。他们主张“为人生的艺术”。1921年1月，沈雁冰接编《小说月报》，把这个鸳鸯蝴蝶派的刊物改变成了提倡新文学的主要阵地。发表创作之外，还注意介绍俄国和北欧的作品。茅盾在《我和鲁迅的接触》一文中谈到了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关系：

这个团体是“五四”以后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成立前，是郑振铎写信给我征求我做发起人。当时我同郑振铎并不相识，北京方面有周作人等，但没有鲁迅。那时鲁迅在###工作。据说有一个“文官法”规定：凡政府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鲁迅虽不参加，但对“文学研究会”是支持的，据郑振铎讲，周作人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就经鲁迅看过。他还为改革后我负责编辑的《小说月报》撰稿。“文学研究会”除以《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外，又出了一套《文学研究会丛书》。

鲁迅的小说《端午节》、《社戏》、《在酒楼上》等篇，最初都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他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等书，都曾经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这也可以看出他同文学研究会关系的密切了。他的文学思想，同文学研究会的主张也大体上是一致的。

小说之外，鲁迅在《新青年》上还发表了《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两篇论文，提出了他对于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的意见，对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进行了正面的挑战。而反对宗法家族制度，反对礼教，要求妇女解放，正是五四运动为民主和科学而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周作人译的《贞操论》一文，作者是日本与谢野晶子。文章对于把贞操作为应该普遍实行的道德原则提出了种种质疑。作者说：“我对于贞操，不当他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没有强迫他人的性质。”鲁迅发表在第五卷第二号上的《我之节烈观》，就是对周作人的这篇译文的响应。鲁迅指出：中国历朝统治者和社会都表彰节烈，是不道德的。文章说：

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里，已经说过理由。不过贞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10）

鲁迅的结论是：“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他要求解放妇女和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论文提出：人应该着眼于未来，父母“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处在这社会变革的时代，更应该有“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的精神，“自己背着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