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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夫人，母家丁家弄朱姓，大儿子小名曰谦，字伯，谦少奶奶的母家姓赵，是观音桥的大族，到那时却早已败落了。她因为和鲁老太太很要好，所以便来给鲁迅做媒，要把蓝太太的内侄孙女许给他。

朱安像《鲁迅的故家·仁房的大概》中又说：“戊戌以后，伯扌为夫人为得慰问鲁老太太丧儿之痛，时相过从。”这里说的“丧儿之痛”，是指1898年12月20日鲁迅的四弟椿寿夭折。大约就是在这“时相过从”的慰问中间，她给鲁迅说媒的。周作人1899年5月19日（夏历四月初五）日记：“晴。晨同朱筱云兄、伯扌为叔、衡延叔、利冰兄下舟，往夹塘看戏（平安吉庆），半夜大雨。”又5月21日日记：“晴。归家。小云兄别去。”小云兄即朱筱云，朱安的兄弟。他同周家的人一同坐船去看戏，如同亲戚一般走往，大约这时两家已经决定联姻了。

这时，周家的家境是已经败落下来了：祖父还关在杭州府狱中，父亲死了，田产卖了，鲁迅自己也无意于功名，到南京去进了人们很看不起的什么水师学堂。他转眼就是二十岁的人了，母亲越来越为他的婚事操心。这时，鲁老太太完全无法预料到她的家将是一个显赫的家族，她的三个儿子都会成材，或是大作家，或是大官。可是，眼前现实的家境，却太令她沮丧了。在那个强调门当户对的时代，她这门第实在不好在选择儿媳妇的时候有太多的挑剔。朱安的娘家愿意结这门亲事，是亲上做亲，门第应该说是相当的吧。也许比正在败落下去的周家还要稍稍强一点，是闺女身材容貌年龄命相这些方面有所欠缺才愿意屈就的吧。

关于鲁迅和朱安的婚事，周冠五在他的《我的杂忆》一文中说到一点他所知道的情况。周冠五（1887—1970），名凤纪，字冠五，笔名观鱼，小名曰朝。他是仁房义支藕琴叔祖的儿子，从小在陕西生长，于1901年才随父母回到绍兴老家来。鲁迅兄弟按辈份叫他朝叔叔，实在比自己还小几岁。他的《我的杂忆》一文中说：

鲁母知道我和鲁迅在通信，就叫我写信劝他，我写信后得到鲁迅回信，他说：要娶朱安姑娘也行，有两个条件：一要放足，二要进学堂。安姑娘思想很古板，回答脚已放不大了，妇女读书不太好，进学堂更不愿意。后来把这情况又告诉鲁迅，结果鲁迅回信很干脆，一口答应了，说几时结婚几时到，于是定局结婚。定了日子，鲁迅果然从日本回国，母亲很诧异，又是高兴又是怀疑，就叫我和鸣山两人当行郎，他穿套袍挂，跪拜非常听话。《鲁迅家庭家庭和当年绍兴民俗·鲁迅堂叔周冠五回忆鲁迅全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

由此可以知道，母亲给他定亲的事，是通知了在外求学的他本人的，鲁迅也没有作过不同意的表示。

这时，鲁迅正在南京求学。母亲给他定亲的事想来是通知了他本人的，并没有任何理由要瞒着他嘛。看来鲁迅也没有作过不同意的表示。

在清朝末年，未婚男女在直接交往中自主选择配偶的事，在上流社会中是几乎没有的。当时的婚姻，几乎都是靠着“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鲁迅看到，在这种婚姻制度下结成的配偶，并不都是怨偶。碰巧两人个性相投，相处融洽的也是有的。即使谈不上融洽，但双方都多少迁就一点，容忍一点，也就可以和睦相处下去。那时几乎多数的家庭都是这个情况，这使他觉得接受母亲的安排也可以吧。

等到鲁迅1906年回国结婚，突然面对这一位二十八岁的新娘，他大失所望了。连原来想的最低限度勉强可以接受的标准也达不到。这婚姻在它开始的第一天就已经预告了后来的变化和结局。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家里的改变》中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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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礼物（2）

总之鲁迅的结婚仪式是怎么样的，我不在场，故完全不清楚，想必一切都照旧式的吧。头上没有辫子，怎么戴得红缨大帽，想当然只好戴上一条假辫吧？我到家的时候，鲁迅已是光头着大衫，也不好再打听他当时的情形了。“新人”是丁家弄的朱宅，乃是本家叔祖母玉田夫人的同族，由玉田的儿媳伯夫人做媒成功的。伯夫人乃出于观音桥赵氏，也是绍兴的大族，人极漂亮能干，有王熙凤之风，平素和鲁老太太也顶讲得来，可是这一件事却做的十分不高明。新人极为矮小，颇有发育不全的样子，这些情形，姑媳不会得不晓得，却是成心欺骗，这是很对不起人的。本来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容易上媒婆的当；这回并不是平常的媒婆，却上了本家极要好的妯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