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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一个新的职员到校了，势派非常之大，学者似的，很傲然。可惜他不幸遇见了一个同学叫“沈钊”的，就倒了楣，因为他叫他“沈钧”，以表白自己的不识字。于是我们一见面就讥笑他，就叫他为“沈钧”，并且由讥笑而至于相骂。两天之内，我和十多个同学就迭连记了两小过两大过，再记一小过，就要开除了。但开除在我们那个学校里并不算什么大事件，大堂上还有军令，可以将学生杀头的。做那里的校长这才威风呢，——但那时的名目却叫作“总办”的，资格又须是候补道。

鲁迅到南京的这一年，正是清末维新运动的高潮。甲午战争失败的刺激，促使朝野上下都有了一种强烈的改革要求。这种要求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康有为。他多次上书，指出当时正处在“四千年未有之变局”，“今日在列大竞争之中，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别无他图”。“愿皇上以俄国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具体措施，他提出了例如“停捐纳、汰冗员、专职司，以正官制；变科举、广学校、译西书，以成人才”。1898年初，他又发表《孔子改制考》一书，以为《春秋公羊传》讲“通三统”，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孔子作《春秋》就是为的改革法制。他把孔子说成改革家，表明他的变法主张不但大合时宜，而且深合古训。这样，赞同者可以理直气壮地赞同，反对者也不能不稍有顾忌。加上他的经学家的名声和新科进士的身份，当然地成了维新运动的领袖。

新的出版物，也反映出了维新空气的浓厚。1895年，林纾翻译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1896年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创刊，1898年，严复译述的《天演论》出版。一时间，新办起的报刊和新出版的译本还不少。鲁迅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一个比较闭塞的小城走出来，他立刻受到这种维新空气的感染。在《琐记》这篇回忆文里，鲁迅生动地记下了当年他兴奋地阅读《天演论》的情形。

维新变法的主张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他下诏定国是，提出“博采各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就是史称“百日维新”的第一日。几天之后，皇帝在仁寿殿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这次召见的情况，据《光绪朝东华录》说：

上深以廷臣守旧阻碍变法为忧，康有为面奏：请皇上勿去旧衙门而惟增置新衙门，勿黜革旧大臣而惟渐擢小臣。多召见才俊志士，不必加其官，而惟委以差事，赏以卿衔，许其专折奏事足矣。彼大臣向来本无事可办，今但仍其旧，听其尊位重禄；而新政之事，别责之于小臣。则彼守旧大臣既无办事之劳，复无失位之惧，怨谤自息。

“渐擢小臣”就从康有为开始，当天，“命康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

这样也就开始了新旧党之间的剧烈斗争。五月初二（6月20日）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劾礼部尚书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奏折说：

皇上既深维穷变通久之义，为鼓舞人才起见，特开经济特科、岁举两途，以广登进。而许应骙庸妄狂悖，腹诽朝旨，在礼部堂上倡言经济特科之无益，务欲裁减其额，使得之极难，就之者寡，然后其心始快。此外见有诏书关乎新开下礼部议者，其多方阻挠，亦大率类是。接见门生后辈，辄痛诋西学，遇有通达时务之士，则疾如仇。

奏折建议给予许应骙降职处分，以为守旧误国者戒。光绪皇帝对这事的处理，据康有为在《自编年谱》里说，“时许应骙议经济特科及废八股事，多方阻挠，御史杨漪川、宋芝栋联名劾之。上恶及阻挠科举，即定罢斥。刚毅乞恩，不许；请令总理衙门查覆，不许；乃请令其自行回奏，上不得已允之。”光绪皇帝下的上谕是：“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奏礼臣守旧迂谬阻挠新政一折，著许应骙按照所参各节明白回奏。”许当然明白皇上对他的恶感，怎样回奏才能挽回局势确实是个难题。怎么办呢？据《康南海自编年谱》说：“许应骙夜走请于刚毅，刚属其牵攻我可免，许从之。上重于为我故去大臣，故听之。”老于官场的刚毅老奸巨猾，看准了慈禧和光绪的矛盾，叫他反守为攻，回奏中猛攻康有为，光绪投鼠忌器，就不会拿他怎么样了。许应骙就照着刚毅指点的这样办，两天之后，五月初四（6月22日）他遵旨明白回奏了。对原参各节逐项痛驳，全面为自己辩解。说的都是“夫诽存于腹，该御史奚从知之”，“何得云多方阻挠”，“何尝痛诋西学”之类。他还自我表白说：“窃臣世居粤峤，洋务夙所习闻，数十年讲求西法，物色通才……”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