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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开蒙的：“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对于玉田这一位叔祖，他在《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简单地记下了自己的印象：

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缨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制艺和试帖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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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时代和他的童年（4）

《花镜》是陈淏子所著的讲花木栽培的书。鲁迅读过的这一本现在保存下来了，上面还留有鲁迅写的批注。这书上说，映山红“须以本山土壅始活”，鲁迅批注说：这种花“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山土栽亦活”。鲁迅喜欢种植花草，这里写的，当是他自己种花的经验。这批语想必是他十一二岁时候写的吧。

大约也是这时候，鲁迅得到一本长辈送的《二十四孝图》，一本介绍历史上和传说中二十四个著名孝子的事迹的伦理道德教科书。这些孝子的所谓孝行，许多都是矫情甚至怪诞的行为。鲁迅素来爱看书上的图画，可是对于这一本有插图的书却很是厌恶。后来，他在《二十四孝图》一文中写下了这样的读后感：

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

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小时候，鲁迅也常常跟随母亲到乡下外婆家去。这在他，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社戏》虽说是一篇小说，其实有不少自传的成分，只是把外婆家所在的地名安桥头写做“平桥村”了。小说写下了他同乡下的小朋友们一同玩耍，一同去看社戏的情形。说到看社戏，他在晚年所写的《女吊》一文中说得更加详细：

我所知道的是四十年前的绍兴，那时没有达官显宦，所以未闻有专门为人（堂会？）的演剧。凡做戏，总带着一点社戏性，供着神位，是看戏的主体，人们去看，不过叨光。但“大戏”或“目连戏”所邀请的看客，范围可较广了，自然请神，而又请鬼，尤其是横死的怨鬼。所以仪式就更紧张，更严肃。

这请鬼的仪式，当年鲁迅自己也曾经参与其事的。这篇文章对这事有生动的描写：

在薄暮中，十几匹马，站在台下了；戏子扮好一个鬼王，蓝面鳞纹，手执钢叉，还得有十几名鬼卒，则普通的孩子都可以应募。我在十馀岁的时候，就曾经充过这样的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愿，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的连连掷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我们的责任，这就算完结，洗脸下台，可以回家了，但倘被父母所知，往往不免挨一顿竹篠（这是绍兴打孩子的最普通的东西），一以罚其带着鬼气，二以贺其没有跌死，但我却幸而从来没有被觉察，也许是因为得了恶鬼保佑的缘故罢。

少年时代的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很有些关系。他在《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中说：

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有时感到所谓上流社会的虚伪和腐败时，我还羡慕他们的安乐。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近，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不过我还没法使大家知道。

后来我看到一些外国的小说，尤其是俄国，波兰和巴尔干诸小国的，才明白了世界上也有这许多和我们的劳苦大众同一运命的人，而有些作家正在为此而呼号，而战斗。而历来所见的农村之类的景况，也更加分明地再现于我的眼前。偶然得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