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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结束后，方然把所有的钱留给了杨柳，带着满腔的不舍回到了日本。

1996年年初，方然写信告诉杨柳，自己两年学习期满，要回国了。方然太盼望回国了，因为回国就可以和杨柳朝夕相处，享受家庭幸福了。

两个星期后，杨柳的回信来了。妻子的意见大大出乎方然的意料：“我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让你留在日本。我何尝不想你我甜蜜厮守，然而我们不能贪图享乐、安于平凡。社会在发展，你应该高瞻远瞩，趁着茂盛的青春去创业。我们已有两年的别离，但毕竟日本挣钱比国内挣钱要容易，为了将来我们生活得更好一些，我们失去一些在一起的时间又算什么呢？”

杨柳的回信让方然陷入了激烈的思想斗争中，以至于从不出错的他在工作中发生了几次小失误。说心里话，他不想留在日本。因为签证期满后，他就没有合法的身份再留在日本，也就没有眼前这份工作了。而且，作为一个非法滞留者，随时可能遇到日本警方的盘查和遣送。另外他将会被北京的单位除名，断送掉自己的大好前程，他还将永远怀着对培养他并把他送出国门的单位的内疚。但杨柳坚持希望他留在日本。杨柳接连给他来了几封信，甚至给他打了国际长途。

一个被宣告死亡的“活死人”（3）

方然心动了。当他决定留下来的时候，他的心里也充满了在这个富庶发达的岛国淘到金子的憧憬。在归国的日子将近时，他给日方研修单位和同来的中国同事留下一封信，就悄悄地离开了研修生宿舍。

方然在国内的单位领导接到这封信后，感慨万千。为了挽留方然，领导找人给他带话，给他半年考虑的时间，如果他半年内回来，既往不咎。但是，方然还是带着深深的歉疚，毅然从东京去了名古屋。

一只中途改变了航向的小船，懵懵懂懂驶入了深广不可测的汪洋大海。

3。　黑工生涯

方然马上尝到了非法滞留者生存的苦涩。

在名古屋，他通过一个马来西亚人，花4万日元买了一份工作，但是干了一个月后他就失业了，方然这才明白自己花钱买的职位是一份临时工。于是，他的生活陷入了窘境，一连三周的失业让他心急如焚。

由于没有合法的身份，方然只能打零工。最后，他托朋友在建筑工地找了些活干。就这样，方然从一个技术工程师，变成了最底层的建筑工人。繁重的体力劳动，让方然原来拿笔的手，渐渐变得粗糙，变得黧黑，长出了厚厚的茧子。他还要忍受从一个堂堂的工程师，变成一个社会最底层的“黑人”所带来的心灵上的巨大落差。

他的生活水平，也跌落到日本的贫困线以下。

方然说，日本的超市每天下午5点开始处理当天要过期的食品，他通常等到这个时候去超市买一些蔬菜和肉，运气好的时候，还能赶上不要钱随便拿的过期牛奶和鸡蛋。

他每天自己做饭，早上开水冲鸡蛋，中午是前一晚做好带来的盒饭。晚上回到巴掌大的出租房下面条，自己和面自己切，炒一碗西红柿，多加点儿盐。数年如一日。吃饭对于方然来说，早已成为一件机械得不能再机械的任务。但是方然抽烟。原来，他是偶尔抽一根烟，后来他两天就要抽一包烟，方然说抽烟顶饿，还能抵御心灵的苦闷和寂寥。烦闷的时候，方然就使劲地想杨柳，那时他唯一的信念就是让杨柳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在建筑工地，方然凭着一般操作工人没有的理论功底和丰厚的专业知识，给自己赢得了稍多一些的工作机会。只要是看过操作过程，再实践两三次，方然就可以熟练掌握一门技术。渐渐地，他的工作能力得到了日方老板的赏识，他也可以带着几个工人接工程了。到1998年，方然甚至接到了修地铁的工程。

几年下来，方然的收入有所增长，但他还是把每月挣的大部分钱存了起来。1996年，杨柳说想换套大房子，方然毫不犹豫地寄回去了90万日元。后来杨柳说，她用这90万日元和之前带回去的一万美金，在北京市的西三旗买了一套两居室。但是至今为止，方然都不知道这套房子的门牌号码。1998年，杨柳又说看中了北京市大兴区的一套三居室，方然又痛快地寄回了200万日元，但是这套房子和西三旗那套房子一样，至今下落不明。

就这样，方然一共积攒起800万日元，在几年间都陆续寄给了国内的妻子。

那几年在方然的内心深处，生活是一道长长的夹缝，但在夹缝的尽头，有一片开阔的绿地。这片绿地洒满阳光，开满鲜艳的玫瑰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