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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召力的奴隶制帝国，它不轻易屈服于任何大国，而是独立于中国与罗马二强之间。它一方面有效地抗拒了罗马的东侵，同时与中国保持和平友好的外交关系和通商贸易。这是它的基本政治和社会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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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第3章两汉时期的西域社会与中西交通（18）

这个以游牧族为主体的庞大帝国，确实在与东方的交往中摄取了许多好处。公元前2世纪末，中国社会对外开放和交往的潮流开始拍击了伊朗高原的东缘。帕西亚充分利用了这种文明交流的巨大力量，它敞开了东方的门户，大规模地引进中国先进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和生产技术，特别是丝绸、漆器、铸铁术和铁器等。这对其社会进步起了极大的作用。丝绸在西方成为稀世之宝，在与罗马的丝绸贸易中，帕西亚商人竟可获利十倍［137］。优质的铁器促进了它的农业生产，铁制兵器在军事上的作用更加重要。“汉使亡卒”来到帕西亚后，教给这些牧民骑士制作铸铁兵器，使他们在抵御罗马入侵的战争中得以屡建奇功。普林尼十分注意铁传入西方的现象［138］。与他同时的大学者卢卡（Lucan）认为，“塞里斯”的铁又叫做Margian，因为它是通过中亚的谋夫（Merv，即《后汉书》中说的木鹿）引入西亚的［139］。这一事实也打破了西方某些史家所推测的中国铁器源于南印度的荒诞说法［140］。由此足见，铁器的西传，也是汉代中西交往贸易中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以前对于中国丝绸国际贸易的介绍比较详细，但铁器在交往中的地位却往往忽略了。可以想象，走在“丝路”上的商队，除了携带丝、漆等商品外，还带上了铁铸的锋利武器，一来用做途中自卫防身，二来西方贵汉铁器，可以高价出售。司马迁说的“汉使亡卒”，就包括了贩运丝绸的商贾，他们是中国铸铁技术和钢铁制品西传的真正使者。

国际贸易的规模在帕西亚民间也是很壮阔的。司马迁记叙了这样的情况：其国“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与它的国土领域相比，帕西亚的人口是稀少的，但它控制了中西陆路交通在西亚的全部路线，从中获得巨大利润，因而某些巨商大贾可以变得十分富庶。例如，公元前1世纪末指挥军队击溃克拉苏东侵军的帕西亚大将苏瑞那（Surena），就是一个善于经商的巨富。普鲁塔克在描述他的富有时写道：“他出门办私事，总要有一千头骆驼运行李，二百辆车子载妻妾，配备重装骑兵一千人，还有更多的轻骑兵做护卫。他的军士、随从和奴仆，总数不下万数。”［141］这样的气派，即使是罗马元老院拥有一百二十万以上塞斯特斯（Sestiuce）资财的贵族们，也只能自愧不如。从这一点上也可以推断，帕西亚上层统治者对于国际贸易是积极推行，不遗余力的。

正因如此，帕西亚从政府到民间，都主动与东方的汉帝国保持良好的和平交往关系。《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汉使至安息，安息王令将二万骑迎于东界，东界去王都数千里。行比至，过数十城。”这样大规模、高规格的接待，堪称空前。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公元前2世纪末），帕西亚与罗马发生着频繁的摩擦。两相比较，便不难发现，中国对于西方社会带来的是友好和利益，而罗马国家的扩张给东方造成的只是灾难。同时，这次外交活动也从侧面证明了中国在帕西亚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并且牢固地奠定了历史上中国与伊朗人民友好关系的基础。自此之后，约在公元前105年，帕西亚王米特拉达悌二世［142］又派出使团，随汉使来汉观光访问，并为中国疆域之广大、政府库藏之丰富而倾骇。帕西亚本来就在商业贸易上十分依赖中国（特别是丝绸和兵器的进口），加上这几次使臣访问后得到如此深刻的印象，更加强了它与中国保持友好往来、互通有无的决心。直至东汉时，帕西亚仍主动通好奉献［143］，在历史上传为美谈。

东汉时，班超平抚西域以后，遣甘英使大秦。汉政府的本意在于延长中西交通的路线，进一步了解“海西日落”之国的情况。但甘英在条支临海（地中海）处，受到帕西亚海上商人的极力阻劝和恐吓，终未能达到目标。对于此事，后人微辞颇多［144］。但，从当时的形势上综合分析之，甘英不进而返，并不足怪。帕西亚商人以东方奇货（多是中国的丝绸、漆器及铁器等）与罗马商人交易，利益丰厚。他们岂能轻易地放弃这个中介者的优越地位！况且，即使甘英不畏险途，执意前进，恐怕结果也是凶多吉少。这也是客观形势决定了甘英只能走到帕西亚的西界，而不可能逾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