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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通有无。甘谷汉简中有“用狱令出钱缣绢……”［56］，这指示出缣绢被用做交纳罚款，表明它的价值之高。在西域各地发掘的塞守、驿站和烽燧的遗址中，丝绸的残片是很普遍的，如敦煌烽燧遗址［57］、居延遗址［58］、敦煌马圈烽燧遗址［59］等。这都证明丝绸与边塞烽燧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总的说来，丝绸在汉代几乎深入到政府对外交往的每一个层次，在中西交通的许多方面，丝绸都不同程度地起着重要的作用。

汉代的商品生产，丝绸占了很大的比例，是国家经济结构的一大支柱，丝织业当时固然是一项官办的重要工业，但在更大的程度上，它却是农桑之业的一部分，表现出农耕与家庭手工业的紧密结合。在《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马克思点明了这种经济特性与政治统治的关系：“这些家族式的公社是建立在家庭手工业上面的，靠着手织业、手纺业和手力农业的特殊结合而自给自足……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初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汉代的农业和丝织业，就是这样地成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和外交活动的强大基础，也成为中国与西方开展多方面交往的物质保障。

四、国内商业活动与国际贸易的发展

在农业和手工业高度发达的条件下，商业的勃兴是抑制不住的。但在秦汉时，常将商业视为与农本对立的末业，将商人当成投机钻营的逐臭之夫，这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和生产水平不高有一定关系。中国历史上，对抑商政策的执行，以西汉时期较为苛刻。前述汉高帝令“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絺紵、罽，操兵，乘骑马”。丝织品是汉代市场的主要商品，乘骑则是仅有的陆上交通工具，令商人不得衣丝乘骑持兵器（兵器在汉代也是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岂非等于断绝了他们的生路？哀帝时定名田之法，令贾人不得名田。成帝算舟车，商车二算，倍于轺车。秦始皇的七科谪，在汉代得以严厉地实行。不过，也正因为汉代谪发大量商人从军西域，才间接地为商人了解西域、开发西域创造了条件，这也成为汉代最终开通天山南北的交往道路，使之很快地繁荣兴旺起来的一个间接因素。

然而，在汉武帝时期，政府对商人打击的主要目标在于工商业豪强，尤其是限制盐铁巨商地方势力的滋生，以维护和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从宏观上看，是有其进步意义的［60］。另一方面，以小农经济为基本背景的民间商业活动，却在这种不利的环境之中顽强地发展起来，并且反过来刺激了农业的进步，甚至直接导致了国家对外贸易的开展和中国社会的对外开放。

据《史记·货殖列传》，由于农业、手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间接造成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局势，《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亦云：“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甚至出现了《货殖列传》所说的“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的情况。其实，就所取得的利润来说，农不如工，工不如商，是古今一律的，并不因为统治者对经济规律的认识有限或偏颇而发生改变。因此，不论政府多么严格地执行“强本抑末”的政策，仍然无法阻止商业的勃兴。从史料中不难看出，谋利的风气在汉代已经相当浓厚，这是一个“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逐利社会，所以在景帝、武帝以后，抑商多成为空谈，不少积蓄倍增、废居都邑的大商，不仅可以富比王侯，而且可以支配政治。元帝时，贡禹上书曰：“自五铢钱起以来，七十余年……民心动摇，商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故“民弃本逐末”［61］。东汉时，民间从商更成风气。王符说：“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而且商贾云集的城市又何止洛阳等大都市，“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62］。王符所言，不免夸大其实，但也反映出商业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是生产力提高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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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7）

由于盐铁私营长期受到政府的严禁，民间商业在这方面很难有较大的建树，但在其他领域里却表现出独到的作用。许多本来在农业经济中不是商品的物产，也成了商贾逐利的对象，而政府有意提倡或限制不严的经济产业，如丝织业、皮毛业、竹木业、制酱业等，就更加为商业发展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前面说过，汉初出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