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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载，蜀守李冰在成都壅江水做堋“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又据《汉书·严安传》，秦时有令监禄凿渠运粮之举。张良说高帝都关中，是考虑到“河、渭漕輓天下，西给京师”。汉通漕渠之事，详见于《汉书·沟洫志》，其直接目的是为溉田、运粮之便，间接也就形成了水上交通网。东汉明帝时，大举汴渠工程，一则为除水灾之患，二则扩大了水运之利。而在中外关系史上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西汉时已经开辟了自南海至东南亚、南亚各国的海上交通，这是中国与南洋交通史的第一块里程碑。

中西陆路交通在汉代的大发展，也直接得益于西域农业生产水准的提高。

西汉初年以前，河西地区一直是月氏人、乌孙人及匈奴人的游牧区，农桑之业明显不如中原地区发达。汉武帝时期克服匈奴之后，朔方、云中、陇西、北地、上郡等地成为安置归降匈奴人的特区。公元前121年设立河西四郡，派遣大批军队屯驻于此，又徙众多中下贫民及亡道之民在此安家创业，开展农耕，很快便将这些以游牧为主的地方建成新兴的农业区，也使河西某些原来有较好农业生产基础的地区得到更大的发展，从而促进了中原发达的农业经济与天山南麓各绿洲和中亚、西亚古老的农牧经济区联成一体。这一变化，为中西交通的迅速畅通和繁荣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和政治保障［25］，通过河西四郡农业区至天山南麓农业区的道路，始终是古代中西交通的最主要的走向，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只是汉代社会经济发展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有了农业的迅速发展，就有商业贸易的勃兴、手工业水平的提高和交通事业的繁荣。古代的中西交往，长期处在萌生和发轫的状态之中，直至西汉时才以不可阻挡之势发达兴旺起来，最基本的动力，就是农桑之业的进步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二、铸造业与中外交往的关系

汉代铸造业对于国内外交往关系的促进作用也是十分明显的。兹仅从铸铁业和铸币业两方面略加说明。

（一）铸铁业

西汉的手工业是与农业生产相适应而迅速发展起来的。据《汉书·百官公卿表》，朝廷中的少府、将作大匠、水衡、大司农四个部门，皆有工官设置，其中大司农属有盐铁官、铁市等。《地理志》中又记各地有铁官，掌管铸铁冶炼。铸铁业与民生日用、战争国防、外交贸易有极紧要的关系。

西汉分置铁官于四十郡（《文献通考·征榷考二》列举其名），遍布全国。根据考古资料，在华北、内蒙、华东、中南以至新疆等地，发现汉代冶铁遗址三十多处［26］。汉代的矿场、铁场，大者一家千余人，小者亦数百人。如蜀地的卓氏，“即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於人君”［27］。又，《盐铁论·复古》：“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铸铁业之所以发达，一是由于农耕发达，需要工具；二是汉代对外战争频仍，兵器耗费因之大增。此外，贸易的开展也刺激了铸铁之业。因为汉代的冶炼技术，在世界上是遥遥领先的，如古荥汉代炼铁炉中使用了热风技术［28］。汉代发明的熔剂、筛选矿石的方法及炒钢技术［29］等，都说明汉代铸铁业的高度发达水平。当时生产出的农具、兵器，质量极佳，自然使得域外部族国家感到极大兴趣，从而贸易交市，争相搜求，不择手段。

两汉朝廷对铸铁兵器工具等控制严格，不使外传，实行“别异蛮夷，隔绝器物”的封锁政策［30］。南海诸郡不产铁，全赖中原楚地及蜀地输入，故在数量及使用范围上颇受限制［31］。高后时禁与南蛮关市铁器，赵陀竟因之反叛，至文帝时才和平解决。《大宛列传》称：自宛以西至安息，“不知铸铁器，及汉使亡卒降，教铸作兵器”。西域“不知铸铁器”，固然值得怀疑，但至少那里的冶铁炼钢技术远不如中原发达是一定的，否则不会对中原铁器（包括钢）争相搜求（详见第三章第三节）。这条记载又表明当时在中原铸铁已相当普及，以至于在西征的官兵和西行的商旅中也有不少能工巧匠。匈奴人更注重在这方面与中原交往。据考古发现，匈奴人使用的铁制斧、钁、锛、锄等工具，其上铸有汉字［32］。贾谊在《新书》中提出以控制铁铜原料及其制成品的出塞来挟制匈奴的策略。这都证明铸铁业在中国与其他民族和国家交往中的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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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第2章汉代社会对外开放的经济基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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