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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角应该有人的优点，也应该有人的缺点，更应该有人的感情。”“武侠小说的情节若已无法改变，为什么不能改变一下，写人类的情感，人性的冲突，由情感的冲突中制造高潮和动作。”他还认为：“只有人性才是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人性并不仅是愤怒、仇恨、悲哀、恐惧，其中也包括了爱与友情，慷慨与侠义，幽默与同情。我们为什么要特别看重其中丑恶的一面？”写武侠小说的目的，是“使读者在悲欢感动之余，还能对这世上的人和事看得更深些、更远些”。基于这种认识，他更指出：“武侠小说写的虽然是古代的事，也未尝不可注入作者自己的新观念。”“武侠小说中的动作的描写，应该是简单，短而有力的，虎虎有生气的，不落俗套的。小说中动作的描写，应该先制造冲突，事件的冲突，尽量将各种冲突堆构成一个高潮。若你再制造气氛，紧张的气氛，肃杀的气氛，用气氛来烘托动作的刺激。武侠小说毕竟不是国术指导，武侠小说也不是教你如何去打人杀人的！血和暴力虽然永远有它的吸引力，但是太多的血和暴力，就会令人反胃了。”古龙的这些观点，散见于他的各个小说前面的“序”中，这些观点和看法，丰富了武侠小说的创作理论，对阅读和理解他的武侠小说是大有帮助的。

古龙曾在《大旗英雄传》序言中把自已的小说创作分为三个阶段：

“早期我写的是《苍穹神剑》《剑毒梅香》《孤星传》《湘妃剑》《飘香剑雨》《失魂引》《游侠录》《剑客行》《月异星邪》《残金缺玉》等等。

“中期写的是《武林外史》《大旗英雄传》（即《铁血大旗》）《情人箭》（即《怒剑》）《流花洗剑录》（即《江海英雄》）还有最早一两篇写楚留香这个人的《铁血传奇》。

“然后，我才写《多情剑客无情剑》，再写《楚留香》，写《陆小风》，写《流星·蝴蝶·剑》，写《七种武器》，写《欢乐英雄》。而一部在我一生中使我觉得最痛苦、受挫折最大的便是《天涯·明月·刀》。”

第一阶段的创作是古龙初入江湖的“闯荡”时期，此时的作品从结构、情节、人物乃到语言都没有摆脱传统武侠小说的束缚，但从小说的情节布局来看，已可以看出古龙具有巨大的潜在力和丰富的想象力，并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

从写《武林外史》开始，古龙进入了武侠小说创作的探索阶段。这一时期他力图打破传统，有所创新，从《武林外史》到《铁血大旗》，再到《绝代双骄》，可以看出古龙不断探索的艰难“足迹”。

古龙后期的作品面貌一新，小说的意境深沉、幽远，富有诗意和哲理，小说语言洒脱不俗，人物塑造很有深度，小说的情节更是“奇”、“险”兼备，鬼神莫测，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原因是古龙初步“江湖”时，乃为生活困境所逼，写小说是为了赚钱，学学别人自然方便。到了后期，困顿摆脱，责任感加强，对创作武侠小说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见解，加上屡屡试笔，多年历练，语言、技巧也渐趋成熟，终于走出了古龙自己的路，亮出了古龙独特的“武功”。从此，“江湖”上多了一位“怪侠”。

以作品内容而论，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注重历史环境表现，依附历史，从此生发开去，演述出一连串虚构的故事。但从摄用历史材料来看，两人又有明显差别；梁羽生是虚构人物和事件，置入历史背景中，以此来强化历史氛围；金庸则直接取来历史人物和事件敷衍成武侠小说，其历史人物、事件，金庸写来煞有介事，常能以假乱真。两者都对历史进行了再认识、再评价，从作品含有的历史厚度而论，金庸比梁羽生更高一层，其写作技巧也高明得多。古龙的小说则根本抛开历史背景，不受任何拘束，而凭感性笔触，直探现实人生。古龙的小说不是注重于对历史的反思、回顾，而是着重在对现实人生的感受。现代人的情感、观念，使古龙武侠小说意境开阔、深沉。

就小说人物的主流倾向而言，梁羽生武侠小说中的人物道德色彩浓烈，正邪严格区分，人物的社会内涵丰富，但人物性格单一，有概念化、公式化的缺陷。金庸武侠小说人物性格复杂，具有一种反传统精神，小说人物亦正亦邪，危步于道德的悬索之上而能不失其坠，具有“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的复杂、矛盾性格，而人物思想性格的复杂、矛盾又是奠基在生活本身的复杂、矛盾之上，这样，人性的发掘就有了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意义。古龙小说最注重的是人性的体验，他常用细腻的笔触去描写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常用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盾来表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