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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飞往重庆。

梅思平此次来重庆的重要任务，就是向周佛海、汪精卫呈交他与高宗武在香港与日交涉所拟定的“和平方案”。促使汪精卫“出山”。22日，周佛海由汉口飞往成都，23日与时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的陈公博会见，周佛海“将外交最近真相，略为报告。”24日，周佛海飞抵重庆之后，梅思平、陶希圣相偕来见，“谈各项重要问题”。19125日，周佛海与梅思平、陶希圣3人再度商谈后，即于是日下午往见汪精卫。

从25日起至11月1日间，汪精卫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以及陈公博、陈璧君等人，连日秘密举行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出马”，另立反蒋*政府，与日本实现“和平”；并派高宗武、梅思平与日本当局就“和平方案”作进一步谈判。

汪精卫作出如此决定，既反映了他对抗战形势的悲观，也表现了他的强烈的政治野心，妄图依靠日本的支持，实现自己多年来一直未能如愿的领袖欲。

早在广州失陷后，武汉失陷前，即10月11日和21日，汪精卫先后两次接见外国记者，宣称中国并未关闭和平之门，只要条件适当，是愿意与日本实现和平。他说：“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次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否则绝无谈判之余地。”192由汪的谈话中可以看出，汪精卫已经决定了与日本之间进行直接的“外交”谈判。会议中所讨论的重要问题，必然是条件问题。其具体办法是，既然蒋介石不愿自动下野，汪精卫不可能在重庆取代蒋之地位，与日本主和，那就由汪精卫出面，在蒋介石势力之外的地方，另立反蒋*“新政府”，借此取代蒋介石之重庆国民政府。

周佛海之所以如此急切地要与日本谈判“和平”，拥汪另立反蒋*“政府”，也同样反映了他对抗战前途的悲观失望。在他看来，广州、武汉的失陷，已是抗战的失败。10月17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蒋介石）过去一误再误，中国竟亡于国民党之手，千秋万世，决不为吾人谅，吾人岂为历史之罪人也！去年沪战发生，余与希圣、思平、宗武早已料及，惟人微言轻，莫挽危局奈何！”193他对时局的估计是：日军在占领广州、武汉之后，“必继续攻占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194于此，国民政府再也无处可迁。因此，抗战绝无前途，不如另谋出路，以实现自己“更大的政治理想”。195

但是，周佛海虽对形势如此观察，也无绝对把握，因此内心仍是七上八下，充满矛盾。他在10月28日的日记中说：“晚赴汪先生处便饭，详谈中国情形及出路颇详，惟将来究竟如何变化，预料。”10月30日的日记又记有：“晚赴汪宅便饭，并商谈时局。实难决疑定计，实非易事也。”是晚，他“辗转不能成寐，英雄造时势欤？时势造英雄欤？时势如此，能否旋乾转坤，使国家不至于灭亡，端赖今后努力，惟国运如何，实未能预料也。”31日的日记中更写道：“默念凡事均不易照计划顺利进行，故无论何事，如生枝节或挫折，不必灰心；意外，挫折，必须预料，万不可以计划一定，即可成功，世界上决无此种如意算盘也。”196但他断定“大局如何变化，本月内或有明显趋势。”197

仓皇出逃（2）

梅思平带着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决定的“和平方案”，于11月2日离开重庆，经河内于11月9日返抵香港。接着，便与高宗武，分别乘船离香港往上海。12日，梅思平，13日，高宗武相继抵上海。

从12日梅思平到达上海的当天晚上起，至14日晚，由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参谋本部代表今井武夫及伊藤芳男之间连日举行谈判，并达成初步协议。15日，今井返回东京，向陆军省及参谋部首脑会议报告谈判结果。由首脑会议作出决定：“以这个协议内容为基础，大力推进日华和平运动。”为了签署协议，由陆军省派军务课长影佐大佐、参谋本部派今井武夫为日本方面代表赴上海。20日，双方再度谈判，并在《日华协议记录》上签字。除此，双方还对秘密协议记录取得了一致意见，由于事先得到汪精卫的同意，因此，梅思平与高宗武两人未在秘密协议记录上签字。198

上海会谈所达成的一项重要协议，是决定由汪精卫出面联合云南、四川及广东将领，在蒋介石势力以外的地方，另立“政府”，并以此取代重庆国民政府，而与日本实现“和平”。为此，双方还拟定了汪精卫今后的行动计划。

他们举行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