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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提出的八项主要条件，请其转告中国政府。并于次日要德国政府“对南京施加压力，使它接受这些条件。”并且建议让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在向蒋介石报告战局时鼓吹和平谈判。”

11月3日，德国外交部长牛拉特电令陶德曼，将日本的“和平条件”通知蒋介石。并称：“我们觉得那些条件可以被蒋介石接受作为开始谈判的基础。”128

11月5日，陶德曼在南京会见了行政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转告了日本所提的“议和”条件。11月9日，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法根豪森，按照陶德曼的要求，也在南京向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指出“战局的严重”。他要孔注意：“如果战争拖延下去，中国的经济崩溃，共产主义就会在中国发生。”129

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出面调停中日战争的行动，即史称的“陶德曼调停。”

日本政府之所以在此时授意德国出面“调停”中日战争，有两方面的目的：第一是破坏将要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的九国公约会议。这次会议是国联咨询委员会根据中国政府的要求而作出的决定，其目的是要求九国公约签字国制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对于这次会议，日本不仅拒绝参加，而且妄图以中日直接交涉、阻止九国公约签字国对日本的侵略进行干预。第二，妄图借此诱使中国政府接受日本的要求，以便尽快结束战争，避免陷入长期对华作战的泥淖。

广田在11月2日接见狄克逊时，向其面告了日本所要求的如下八项主要条件，即：

（一）承认满洲国；

（二）内蒙古设立自治政府；

（三）在华北设置非武装地带和解决华北经济利益和权力问题；

（四）扩大上海非武装地带，并由国际警察队进行管理；

（五）　关于放弃抗日政策，应实施我方在1935年南京谈判时所提出的要求；

（六）协力防共；

（七）降低关税；

（八）尊重外国人的权利。

应该指出的是，上述日本的八项基本条件，不知由于什么原因，陶德曼在与蒋介石会见时，却将其中的第一项，即“承认满洲国”这样一个重要条件遗漏了，直至12月22日，广田再次会见狄克逊时，才对此作了说明。130

当时，蒋介石在听取了陶德曼的陈述后表示：假如日本不愿意恢复战前状态，他不能接受日本的任何要求。对于某些条件，当然可以讨论并觅取友好的谅解，但是只有在这一点做到了之后。并且表示他也不能正式承认日本的要求，因为中国现在正是布鲁塞尔会议列强关切的对象，而列强是有意要在华盛顿条约的基础上觅致和平的。”131应当指出，蒋介石是在不知道要承认“满洲国”的条件下，作上述表示的。尽管如此，双方的差距甚远，陶德曼的“调停”也就无法成功。

促“和”失败（2）

周佛海是在11月13日从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室主任陈布雷那里获知“调解无望”的消息的，并得知蒋介石已决心迁都。11月16日，陶希圣从汪精卫那里获悉陶德曼调停的详细情况，并立即转告周佛海。他在听了德国的调解方案后，认为“条件与战前所传者大致均同，并未因战争而特苛。”并对陶德曼所表示的“欧战时德国有几次可下台，而威廉不愿，致成以后一败涂地之局，中国不宜蹈此覆辙之言”，认为“其言甚诚恳”。但是，“蒋先生竟拒绝考虑，不知其如此干下去，究有何种期待也。”132由此可以看出，周佛海对于蒋介石拒绝日本所提出的“和平”条件，是何等的不满。

国民政府作出迁都的决定之后，南京国民党及政府的各机构便纷纷离开南京。周佛海是在20日下午同张治中、何应钦、邵力子、吴鼎昌、何键、熊式辉、高宗武等人同船，由下关乘船离南京往武汉的。

中日战争是弱国抵抗强国入侵的自卫战争，因此，军事上的顿挫，战事的一时失利，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部分国土暂时的沦丧和城市的陷入敌手，都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不应由于此类情况的发生而悲观失望。何况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有了国共两方的团结合作，和全国人民高涨的抗敌热情，以及最终必将赢得国际上广泛的同情与支持。这些都决定了中国人民的对抗战，必将以中国取得最后胜利而结束。但是，充满民族失败主义情绪的周佛海，却把军事的失利、首都的迁移，当成“亡国之初兆耶”，以至对于前途“悲观之至”，甚至认为“中国从今以后已无历史”。11月18日，他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