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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总长：蔡元培，字孑民，浙江绍兴人，四十四岁

次长：景耀月，字太昭，山西芮城人，二十九岁

实业总长：张謇，字季直，江苏南通人，五十九岁

次长：马和，字君武，广西桂林人，三十二岁

交通总长：汤寿潜，字蛰先，浙江绍兴人，五十五岁

次长：于伯循，字右任，陕西泾阳人，三十三岁

枢密院顾问：章炳麟，字太炎，浙江余杭人，四十三岁

法制局局长：宋教仁，字遁初，湖南桃源人，三十岁

第一任临时政府的人事安排

在中山与黄兴等干部商讨组织政府和行政人选时，二人都有意以同盟会的高级干部为班底。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是眼大于腹了。首先，这次武昌起义，各省响应的总形势，原是个墙倒众人推的形势，同盟会所出的力量只一部分，可能还不是主要的一部分。中山和黄兴二人都是以声望与历史取胜。孙公初抵上海时，革命军正在闹穷，当时谣传说他带回华侨所捐钜款，足解燃眉。新闻记者也就以此相间，孙公答曰，余一钱不名也。带回来的只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虽能使听众大鼓其掌，然亦显示出，孙公除声望之外，在这次联合推墙的众人之中，并无特殊政治实力也。

至于黄兴，那更是个有将无兵的光杆司令。他初到武昌时，也是靠声望将兵，黎元洪和其他与三武（孙武、张振武、蒋翊武）齐名的革命诸小将，对他暗中也颇多嫉忌之心。汉阳一败，他就只有黯然而去了。其后光复南京之战，虽打了胜仗，但是江浙联军，又岂是这位‘湖南骡子’的子弟之兵呢？在那个‘上阵必需子弟兵’的时代，从天而降的‘光杆司令’（后来国民党军队中的俏皮话，叫做‘伞兵司令’）是很难，甚或是无法指挥的。且看近代中国军事转型史，且至今日，民国时代的军队系统，从袁世凯的‘小站’开始，哪一路武装不是‘子弟兵’？蒋介石的‘浙陆黄一’，不用说了；毛泽东的‘三湾子弟’，红一方面军利八三四一，林彪的四野，邓小平的二野，等等，不都是子弟兵？党指挥枪？牛皮也。毛公、邓公所指挥者，皆子弟兵也。当然‘子弟兵’这桩‘封建残余’（洋人叫　Fondulistic　remnant　），在历史转型的程序中，最后一定会被转掉的。‘军队国家化’是中国军事转型史中的一个‘必然’，任何人也不能逆转之。吾人希望这一军事转型，在李登辉、江泽民两公领导之下，于下一世纪初旬，能大功告成，而身受其惠。两公如想逆水行舟，那就愚不可及了。江、李两公皆是绝顶聪明之人，断不会走回头路，因此吾人对此项军事转型，至为乐观也。

但是话说回头，在那个混乱的民国初年，去古未远，带子弟兵却是个为将的必需。‘光杆司令’永远只是个荣誉头衔罢了，而黄兴那时就是个光杆司令，夫复何言。因此在内务总长这一职位上，孙、黄二人的内定人选，原为他二人最亲密的革命伙伴，那位光芒四射、才气逼人的宋教仁。也正是因为他光芒四射，而招致‘党外’（且借用一个现时名词）人士的嫉忌，甚至同盟会内人亦有反对声音。中山不得已，乃改荐原江苏都督、前清巡抚、亲立宪派的老官僚程德全了。程氏虽然在前清的官僚之中，还算是一个新派人物，但是这个政府的‘内务总长’之为宋或为程，其性质就截然不同了。为宋，它就显然是个革命政府；为程，它就显然是个新旧杂组的‘拼盘’了。这个拼盘再加上一个立宪派的张状元季直（实业总长，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那一年中的状元），和汤进士寿潜（一八九二年进士），那就成为拼盘之拼盘了张、汤二人都是前清极负时誉的‘立宪派’中坚。光复前（现时叫‘解放’前），张、汤二人分任东南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江、浙两省的‘咨议局’议长，而汤且是杀害女革命烈士秋瑾的主谋。

教育总长原内定章炳麟，亦以章氏不孚众望而改荐蔡元培。然中山为笼络（现时名词叫做统战）这位曾公开反孙的‘国学大师’老同志，乃特设一‘枢密院顾问’之高位，以安置之。但是倔傲的‘章疯子’，却不屑俯就。章炳麟虽曾为同盟会员，他也是光复会的发起人。这两个革命团体就始终未尝统一过。这时两派且争权甚烈。光复会的另一巨头陶成章竟被当时上海都督陈其美派盟弟蒋志清于一月十四日刺杀于上海。此后两派竟斗争无已时。光复会‘老同志’且逐渐与老立宪派结盟以抵制同盟会。凡此皆可看出中山当时的妥协性。孙中山是位个性倔强、胆大泼皮的革命者，不是个轻意妥协的人物。他这次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