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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看了《第二性》之后才迅速地和他离婚的。 在21世纪的女性主义思潮中，妻子作为政治上的被囚禁者成了吸引观众的主题。这与政治动荡、民权运动、经济波动也是惊人的吻合。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不朽论著《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出版于1963年，其中论及知识女性正在成为家庭的俘虏的观点引起了无数人的共鸣：“在过去的60年里，我们又回到了原地，美国的家庭主妇又一次被引诱进了松鼠笼子。只是这个笼子现在是摩登的、大农场里的房子或者是一个很方便的现代公寓，这一形势并不比她祖母坐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拿着绣花箍子，气愤地为女性权力而嘟囔那时候更悲惨。也许她只是被现代家庭主妇这一角色的巨大需要所禁锢住了，因为做一个家庭主妇同时意味着要担负以下职责：妻子、女侍、母亲、护士、消费者、厨师、司机、室内装饰的专家、幼儿看护者、电器修理者、家具改装者、营养专家和教育者。” 即使弗里丹承认大多数女性将会结婚，在支撑一个家庭的时候，依赖是一个必须存在的事实，一个妻子裂沟成了一场女权主义运动的开端。“女性优先”因为疏忽被转化成了“反对妻子”。由弗里丹和其他一些人于1966年创立的“全国女性组织”（The　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Women）努力取消妻子与其他女性的区别，她们建议用“女士”来称呼所有的女人，不管是已婚的还是未婚的。它的意义在于：男人们不用婚姻状况来分类，那么我们女人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第一部分妻性鸿沟（6）

在20世纪70年代，当身为一个女性主义者的新闻记者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宣称她将永不结婚的时候，她成了一个女性榜样。“我通过做一个快乐的不婚者来实现我的人生目标，”她有一次这样说到，“如果每一个人都结婚，这就不再是一个选择了。”斯泰纳姆说到婚姻时几乎没用过什么好词，看看她用的那些说法吧：“一种法西斯主义的专政”、“一个奴隶制的庄园”、“一个监狱”，以及一种让女人变成“半个人”的境遇。她让这句话声名远扬——一个女人需要一个男人就像一条鱼需要一辆自行车。这句容易记住的说法成了一代人朗朗上口的标语。 斯泰纳姆那时认为成为一个妻子对她来说几乎没有任何吸引力。她1956年毕业于史密斯大学，曾经有过一个婚约但她很快就解除了。“不想结婚并不需要太多的勇气”，有一次她这样讲到，“一旦你迈入婚姻，你就没有别的选择了，那将是你全部的人生。你用他的姓氏，他的信用记录，他的社会地位。当周围有那么多女人们选择婚姻的时候，我并不清楚自己何以如此坚持不走这样一条路。也许是因为我直到12岁才开始上学，错过了最好的接受训练的机会吧！” 尽管从来没有被明确地表述过，结婚看起来很像是对姐妹情谊的一种背叛。在出版于1970年并引起巨大反响的《女太监》（The　Female　Eunuch）一书中，杰麦瑞·格瑞（Germaine　Greer）回应了波伏娃，声称“如果女人们想真正改变自身的境况，那么她们必须拒绝婚姻”。 与此同时，在20世纪的70年代和80年代，妻子的定义也在发生着激烈的变化，以至于那些顽固的传统主义者对婚姻究竟意味着什么疑惑不解。女人们不再需要她们丈夫的许可就能开设银行户头或者是开始做一档生意。“领袖和统治者”的法律，赋予丈夫能够控制任何家庭收入的权力也被废止了。一个男人不再被允许从身体上统治他的妻子。丈夫如果强奸妻子会被起诉。女人们在婚后有权力保留自己的姓氏，还可以单独居住。留在家里照顾家庭事务的女人们在婚姻解体的时候分到的家庭财产占有更为公正的比例。 在这些年里，根据统计数字，妻子们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根据女权主义者们的论述，这种现象之所以形成是停滞的工资、渐渐以信息和服务作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和对生育的有效控制一起作用的结果。女性主义提供了一种很有影响力的意识形态对这种社会变更既提供阐释又以此来鼓舞女性。40年之后，在重新对女性的社会角色进行定位的时候，这种社会变更是获得良好的声誉还是受到责备完全有赖于究竟是什么人在实践这些言论。 此即有关妻子的种种传说变得复杂的原因所在，亦是现代妻子的22条军规萌生之由来。因为绝大多数女性还是会成为妻子，或者说至少在她们一生中的某个阶段她们会担任这一角色。但是这些女人几乎全部都在家庭之外工作，这一现象导致在将妻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