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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彻查。”

这两项任务有如两座大山，用脚脖子听都能听出巨大的压力，五行山似的镇在众人头顶上，一时间记笔记的记笔记，低头吃东西的低头吃东西，连美味的夜宵都跟着沉痛了起来，再也没人顾得上探究这顿饭的真相了。

骆闻舟隔着餐巾纸抓起一只烤鸡翅，三下五除二把那鸡翅啃得跟蝗虫飞过的稻田一样：“都是体力活，补充完体力就行动，小郎来做汇总。”

“老大，那个苏落盏不再审一审了吗？”

“没用，”骆闻舟说，“对付大人，你可以激他、吓他、诈他，但那个苏落盏……你坐在她对面，她心里根本不把你当同类，说不定在她眼里，人跟羊没什么不一样，都只是猎物和食物。再说她太小了，证词只能作为参考。这事还是要做得扎实一点，二十年前那桩案子的受害人的家属现在还在楼道里，谁也不想把这件事拖到我们退休的时候吧——速度点。”

这种枯燥的文字整理工作，完全无法激发人的肾上腺素，凌晨时分尤其令人昏昏欲睡，得靠劣质咖啡才能强打精神。所有走失儿童的信息记录都十分简洁，男孩女孩、多大年纪、在什么地方丢的、怎么丢的……至于那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喜欢什么，脾气怎样，家里还有什么人每天在噩梦里醒来、打算用余生沉浸在没有希望的寻找里——就都不会体现在纸面上了。

把所有悲剧罗列在一起，就像是灾难中死难者的碑文，又触目惊心、又冗长无味。

转眼天就亮了，会议室里堆满了空咖啡罐和烟头。

“女孩，年龄在9到14岁之间，无故走失后至今毫无音讯的，排除掉留了书信自己离家出走的以及后来找到尸体证实死亡的案例，去年总共有三十二起，前年是三十一。考虑到体貌特征，删去发育较早、长得比较像大人的孩子，以及尚未进入青春前期，看着像刚还完牙状态的，去年的案例总共有二十六起，前年是二十起。”

骆闻舟把茶水倒在湿巾上，擦了一把脸：“那加上碎花裙这个特征呢？”

“去年一共七起，前年是八起。”郎乔抬起头，周围的同事各种哈欠连天，只有她被电脑屏幕的荧光映得脸色发白，布满血丝的眼睛里全然没有一点睡意，“骆队，你们要不要看看？”

她把笔记本连上了会议室的投影仪，一打汇总的照片打在了白布上，陶然打了一半的哈欠活生生地憋了回去——

十五个女孩子，或许单独拿出来看，谁和谁长得都不像，可是这样罗列在一起，她们身上的特征却奇异地被无限淡化，唯有那种介于女童和少女之间的微妙气质凸现出来，格外统一，乍一看简直分不清谁是谁！

陶然喃喃地低声说：“不会吧……”

那些女孩子好像洒在地上的一把干花，被淹没在海量的儿童失踪案信息中，渐渐成为故纸堆里积压的一部分未结案件，杳无踪迹，如果不是偶然，谁也发现不了那是一根藤上长出来的。

那是灿烂阳光下，藏在密林里的一株有毒的藤条，它根系庞大、枝蔓悄然，像一张隐形的网，仅仅露出冰山一角，已经叫人不寒而栗。

“往前翻，”骆闻舟说，“查前十年……不，前二十年，一直追溯到当年莲花山那连环绑架案时期！”

费渡一早叫人送来了换洗衣服，把自己整理好，让助理开车送他到了白老师家里，开门的却是一位中年男性。

那男人中等身材，国字脸，肩膀很宽，戴着一副眼镜，穿着朴素到不太起眼的地步，看过来的目光却莫名地让费渡一皱眉。

他的眼神并不强势，也并不犀利，却有种特殊的存在感，好像一根极细的针，能无声无息地穿透人的毛孔。

费渡愣了愣，随即十分有礼貌地说：“您好，我找白老师，昨天约好的。”

“哦，”中年人扶了一下眼镜，“我知道，是小费先生吧？白倩是我爱人，快请进。”

说话间，白老师已经迎了出来，男人似乎要赶着出门，温和地与白老师打了声招呼，夹起公文包走了。

“他在燕城公安大学工作，”白老师注意到费渡回头看了男人一眼，顺口介绍了一句，“其实是个只会掉书袋的书呆子，什么都不会，一天到晚就知道教课和写文章——你这次要借的那本书就是他编的。”

费渡的目光落在手上那本《刑事案件中被害人心理学研究（第三版）》上，在编者“潘云腾”这三个字上逗留了片刻。

“最近怎么样啊？”白老师倒了茶水给他，“你上次跟我说你想念个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