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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们齐声回答“能！”

刘一民满意地点点头，命令部队解散。

部队解散后，高原和黄苏向刘一民简要汇报了11师部队整编情况。由于俘虏多，兵员充足，整编后的11师，兵强马壮。其中31团一营、32团四营，就是老一营、老四营每班16人，每排66人，每连238人，两个营满编都是846人。其他营每班12人，每排38人，每连146人，每营558人。各团都设有一个360人地火力支援营，一个120人的工兵连，一个120人的辎重连，一个36人的警卫排，一个12人的侦察班、9人的通讯班、炊事班。31团和32团都达到了2630人，33团2340人。加上1630人地师直属部队，全师共9230人。

听得刘一民直乍舌，11师是这样，估计12师、13师人数也不会少到哪里去，这样地话，加上军团直属部队，自己的红七军团岂不是已经有3万多人了么？从遵义出发的时候还是15000人呢。到乐山变成了20000多人，怎么到成都就变成3万多人了呢？看来。干部们都跟着自己学会了，宁可磨破嘴皮子做思想工作，也不愿意放过一个俘虏兵了。照这样发展下去，再有几年，想不去南京找蒋委员长喝茶都不行了，发展壮大了的部队会推着自己去的！

在一营吃过晚饭，刘一民让王大湖、王新运把副班长以上干部的识字本收上来。一本一本认真查阅，有错字的，直接用笔批改。对识字多、进步快地，写上一句表扬话。对识字少的，写上一句鼓励话。又精心挑选出5本最好地，在每个本子地封面上用正楷分别题上“学习使人进步”、“做有文化的红军战士”、“生命地意义在于不停地追求进步”、“知识是我们改造世界的武器”、“有文化才能动员千千万万人与我们一起奋斗”。落款都是“中国工农红军红七军团军团长刘一民，西元1934年元月7日晚于成都”。

批改完后，交代王新运把识字本发回去让战士们学习。要把5本最好的挂在营房门口，让战士们观摩两天。

令刘一民想不到的是，他地这一举动，在七军团引起了强大反响。老2营、老三营、老四营、老五营、老六营的干部战士听说后，极度不平，直说军团长不公。接下来的几天。几个老骨干营的营长、教导员，都捧着干部战士的识字本去找军团长，要求他无论如何批改，否则战士们的思想工作不好做。弄得刘一民连续几个晚上都在办公室挑灯奋战。其他部队听说后，团长、政委、营长、教导员们都二话不说，拿出军团后勤处发下来的津贴，给每个战士买识字本和读本。全军团形成了一种比学习、比思想、比作风、比纪律、比训练、比战绩的风尚。

以后红七军团以及由它衍生地部队就形成了个传统，只要刘一民来部队，在汇报检查结束时，必然会捧出一摞战士学习笔记。让他批改。

当然。刘一民批改的这些识字本，战士们都很珍视。终生保存。特别是刘一民给六个老骨干营干部战士批改的识字本，后来成了收藏界追捧的无价之宝。其中有几个著名烈士，牺牲后胸口贴身保存的就是刘一民批阅的识字本。这些识字本都进了军事博物馆。

整整一下午都在陪同刘一民检查地黄苏，回去后在日记本上写道：“军团长的作风深深地感动了我。特别是他批改战士识字本时严肃认真的形象，从此将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鼓励我、鞭策我，促使我更好地工作。我敢断言，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将领会向军团长这样督促战士学习的。他代表了我们红军注重学习、善于学习的新形象。”

回到卫戍司令部后，刘一民叫来蔡中和冯达飞，取出他从通道就开始写的《红军步兵训练手册》，让两个人拿回去翻阅、提意见。

二天早上一大早，蔡中和冯达飞就来找刘一民了，蔡中说应该马上印发部队对照训练，冯达飞表示同意印发部队训练，但是如果让他主持组织部队训练，他担心完不成任务。

刘一民不解，问为什么？

冯达飞说这本册子比他见过的所有军校教材都先进的多，许多东西如步坦配合、防毒等，他听都没有听说过，更不用说实践经验了。因此，他要求与刘建立换工作，他去当师长，让刘建立来做这个参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