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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的，都要生存，都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虽然孔老夫子早就说过，乱世大富是可耻，治世贫困是无能。但想想民国时期社会如此黑暗，这些军阀要生存发展，维护军队开支。自然要掠夺，也有不得已的苦衷。只要能做到外敌侵略面前共御外侮就不错了。再说，国运如此，也不全是这些军阀个人的责任，没有刘湘、刘文辉，必然会有张湘、杨文辉的。

现在看来，事情很复杂，至少抗日战争爆发前地四川各路军阀没有一个好东西。都是民*、*祸、民害。难怪二刘大战时，刘湘的一个师长王缵绪曾对欢迎刘湘部队地一个士绅说：“刘文辉不是好东西，你以为刘湘就是好东西了？都是一根**日出的货，没有一个好东西！”

这王缵绪和刘湘是四川“弁目堂”的同学，对刘湘可谓知之甚深，他说的话自然得之于他的观感。当然，王缵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刘湘好歹还死的及时。得了个抗日英雄的名号。王缵绪起义后，于五十年代末曾想到深圳叛逃，结果被抓住后死在狱中。

再说这刘文辉，崛起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手段却相当激烈，一手抓扩军。一手抓赚钱，贩卖鸦片、放高利贷，啥都干。不断参与四川军阀混战，在混战中坐大，捞足了好处。偏偏被他地侄子刘湘打败后，偏安一隅，主政西康时，对西康的教育又多有贡献。历史上，解放后刘文辉还做过新中国的林业部长。太复杂了！特别是刘文辉的胞兄刘文彩，曾被塑造为地主阶级的代表形象。虽然那是特殊时代特殊需求的产物。难免有大量不实之词，但是只要一看刘文彩既是刘文辉的禁烟主管、又是刘文辉的贩卖鸦片地主管。就知道刘氏家族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了。

看来，人的命运确实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生变化的。抗日战争没有全面爆发，刘湘就只是个军阀，川军也就只是军阀部队，没有丝毫光彩可言。只有抗战全面爆发，刘湘和川军才会放出光彩。按目前的情况，红军遇到这些军阀地财产自然是该没收没收，该分配分配，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可不能因为自己是穿越而来的，熟悉一些历史发展情况，反而变得缩手缩脚。

想清楚了，刘一民就不再犹豫，交待吴征按照昨天早上的部署，清查各银行里各路军阀的存款予以没收。特别是对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等人的家产，要严格看管，等总部到了，再行请示处理。同时要把后勤处和辎重团通盘考虑分工，组成小工作队，在成都大规模收集物资。

见吴征要走，刘一民想了想，还是交待他刘文辉有个哥哥叫刘文彩，是刘文辉的钱袋子，他开有银行、当铺，本金都是刘文辉、刘文彩弟兄贩卖鸦片的收入，要特别注意彻查。

吴征走后，刘一民又想了想目前的态势和七军团可能承担的任务。

现在中央军恐怕已经齐聚仁怀地赤水河边了，如果预料不错地话，刘湘的部队可能还在阻挡中央军进川，但能不能挡住就很难说了。川军南路主力估计已经向泸州集结了，北路可能会收缩兵力，固守要点。现在地问题是红七军团下一步作战行动怎么确定，是向西与一、九军团夹击消灭刘文辉部队，还是向东与三、五军团联手迎击刘湘南路主力，或者是出击川北，与四方面军联手夹击四川北路剿匪总指挥田颂尧指挥的各路川军。

以刘一民的想法，应该迅速集中中央红军主力，与四方面军联手，消灭川军北路部队，实现与四方面军汇合，解决张国涛问题，实现红军统一指挥。然后一面与刘湘谈判，一面挥兵北上，解决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的各路军阀，建立坚实稳固的根据地，发展壮大，迎击日军。

无奈总部没有到达，这样的大战略必须通过中央会议才能确定，红七军团又急需整训部队。消化战果，只能暂时等待了。

门开了，蔡中拿着今天的成都各家报纸走了进来。

看见蔡中笑眯眯地，刘一民就知道是昨天记者见面会的内容刊登出来了。

拿过报纸一看，各报纸基本都是全文刊登了红军各项政策，以大幅醒目标题完整记录刊载见面会内容，如《红军要做民族抗日先锋》、《抗战必胜》、《打红军就是**——刘一民将军如是说》、《国民政府应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必然破产》等，再配发一些诸如《蒋委员长承认民不畏匪畏国军》、《抗日先锋。仁义之师——红军军纪小故事》、《英俊潇洒、谈吐不俗——红军卫戍司令刘一民将军印象》、《智勇双全之红军英雄刘一民》、《张汉卿应该羞愧上吊》等记者专访。

最搞笑的是一家小报，竟然以见面会主持人红军女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