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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还是女性作家。台湾的苏雪林比冰心年纪大，但五四运动发生时她在安徽老家，还只有向往的份儿。

年轻总是气盛。许多新锐说起冰心，都一脸的不服气：不就是比别人早写文章早出名吗？（张爱玲深有感触地说：“出名要趁早。”）尽是些爱呀美的，太浅了。不错，冰心似乎永远也学不会深沉和世故。前些年看报道，讲冰心和萧乾会面，一见之下，两人就互相吻了吻。这有点儿奇特，但不奇怪———冰心指着萧乾说：他是我的小老弟，我总叫他“小饼干”（冰心的逝世与伤心萧乾的离去有无关系？）———总好过冰心握着萧乾的手说：萧乾同志哪，要为革命保重身体呀。

接下来冰心就很气愤地对萧乾说：“作协有些人真不像话，太不像话了，竟然用公家的车办私事！真太不像话了！”看到这里不禁哑然失笑，又怀疑记者是不是在生安白造。都什么年代了，她老人家还在为这种连腐败都算不上的假公济私大光其火？若是真的，证明冰心老人还和五四时代一样纯。

冰心在我们的文学生活中，其实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读过中小学的人，一定学过她的《寄小读者》、《小桔灯》，读到大学中文系，多多少少要读她的《春水》、《繁星》、《超人》、《斯人独憔悴》、《去国》这几篇，还有文学青年都热爱的泰戈尔，最通行的也是冰心的译本。可是冰心常常被我们忽略，几乎再也没有人肯承认自己受冰心的影响，她在我们心目中只是一个“文学老祖母”，一个新文学的象征。八九年前冰心写过一篇小说《远来的和尚》，被《小说月报》安排在当期的头条，写国内的饱学之士饱受排挤，外国来的不文之辈却被敬若上宾。很简单的不平。岁月给文笔添上了淡泊，却洗不去“五四”那股忧世伤怀的气息。这跟同期的正在狂飙突进的操练先锋的小说距离多么遥远啊。因此这种安排理所当然被视为一种尊重、一种致敬、一种对开创草莱的前辈的报答。

说实话，我也不爱读冰心的小说。我们已经被20世纪教得太复杂了（以赛亚·伯林说：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坏的一个世纪）。如何还能容忍这样的简单？要热血报国，但家庭不允许；对人生绝望，被世界遗弃，贫穷、不公、自私、愚昧在世上横行，让人们窒息———是的，这些几乎是永恒的问题，可是我们能否接受冰心给的答案？她真诚而无力地喊着：爱吧，像母亲一样地爱吧，爱是征服一切的力量。可信吗？可爱吗？可笑吗？可怜吗？堂吉诃德面对巨大的风车，手里举着一根柳条，那是他想象中的长矛。

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轻视冰心和她的时代。但是且慢，自大的现代人，让我们“回到现场”，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让你选择，你是愿意每个人都指责用公车办私事，还是愿意自己也钻进某位亲友弄来的公车？你是愿意热血沸腾充满道德激情地为理想呐喊，还是愿意灰心丧气缺乏目标地在忧郁中生活？你是愿意坚信世上有是非的存在，坚信自己站在真理的一边，还是愿意看不见正义邪恶的界限，在道德边缘徘徊？你是愿意梦想“她也一定会好起来，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的结局（《小桔灯》），还是愿意被迫接受“正因为绝望，我们才被赋予希望”（阿多诺）？你是愿意不断为人类的进步而欢呼，还是愿意看人类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的深渊？

如果让冰心老人来选择呢？

某期《天涯》上登过一位百岁老人的语录。她摸出一元钱来给小保姆：“帮我买一斤肉，要半精半肥的。还买点葱、姜、蒜籽。剩下的钱给你买糖呷。买不得？咦哩？未必这钱有假？”我觉得，“爱”和“理想”就是冰心的一元钱。在漫长的岁月里，她一次次将它从口袋里摸出来，却一次次被告知“买不得”。不知道冰心有没有怀疑过“这钱有假”？

冰心晚年一直想刻，终于还是刻了一方图章，文曰“是为贼”。据说起初连王世襄这样的达者都不愿为她刻。咦哩？未必冰心只是在故示豁达？不然为什么大家不肯让一位年近百岁的老人自由表达自己的心情呢？她一定很累了。从北大学生傅斯年高呼“坐车的都该枪毙”的年代，活到大学女生宿舍前停满高级轿车的今天，也真难为了冰心。

冰心走了，剩我们这些后辈还活在世间，活在这毫无希望、又不得不努力追寻希望的世间。

林语堂：一个不折不扣的另类

金宏达的前言是这样写的：“出过《周作人评说80年》、《张爱玲评说60年》之后，犹如做一副对子一样，自然想到要出一本《林语堂评说70年》了。”为什么？因为“三人都有些‘另类’，围观者多，评说纷纭，在现